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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二章

《全球政府论》
   On Global Government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三十二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Thirty─two The Golden Mean
   一,间接统治所奉行的方式
   1. The Way of Indirect Rule
   二,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2. The golden mean of Greece and China
   三,《金滕》所阐释的中庸之道
   3. The golden mean as expounded by “The Golden Coffer”(Jinteng)
   四,中庸的政治要超越理想层面
   4. The golden mean politics must transcend idealism
   五,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
   5. Personal politics violates the golden mean
   六,《吕氏春秋》与融合集团
   6. “Spring and Autumn of Master Lü”(Lüshi Chunqiu) and the integrating group
   七,中庸之道与虎狼精神
   7. The golden mean and the mean spiritedness
   一,间接统治所奉行的方式
   1. The Way of Indirect Rule
   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更为稳定也更为温和与仁慈,而且需要更从容的人生态度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予以支持。从中国文明的历程来看,持续的间接统治还需要“中庸之道”的哲学作为配合。
   中庸之道在《礼记》的《中庸》篇有较为系统的表达,例如其中提到,“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所谓“君子”,不再限于国君之子,而指理想人格。中庸尽管有一千种体现,但终不离理智与克制,而非以感情行事,故能“执其两端而折中之”。尽管“心非木石岂无感”,且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没有一种理智系统可以摆脱感情的决定,但这就更加需要感情的自我克制,需要中庸作为社会交往的缓冲地带,否则任何理性其实都插足在“原罪的污泥”中,故释迦有苦笑,孔子常浩叹,庄子多断肠。人类出于原罪又入于俗恶,哲人与常人的差别何在?难怪《圣经》说人,“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诗篇》49:12)区别仅仅在于,哲人敢于承认这一点,而常人却文过饰非;哲人有反思的力量,常人则因为精神疲劳而麻木;哲人能用自己的方式补修这天生的窟窿,而常人却终于默认它并掉落其中──这都是因为,哲人具有中性。
   在中国早期文献,“中”字只指方位,无道德含义。至《易》出现,已有崇尚“中”的记载,并开始具有道德内涵。《尚书》以“中”表示合宜,可以贯穿九德,故云:“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慕,礼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寒,强而义。”首先将中庸二字并用的是孔子,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心中的中庸是德行的极境,常人不易做到。他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即冒进,狷指退缩,两者都有所偏,故孔子提倡的中行中庸,要“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才行。
   人都有七情六欲并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一点上,民主义义者与专制主义者并无根本不同。但奇怪的是,多数“主义者”却一定要把自己粉饰成“为多数人谋利益”甚至是“多数人统治的代表”!但愿,这只是出自宣传上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真的相信,否则,后果就更加可怕了:事与愿违、始料不及的结局,将无法避免。事实上,社会永远不可能由多数人统治,所以统治社会的力量一定由少数人构成,这样的权力机构又怎能“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因为“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等于没有为任何人的利益服务,给所有的人送礼就等于没有给任何人送礼!这样的礼物等于白送,这样的统治不可能持续。在自然生物支配一切的食物链,同样支配着人的社会:如果违反了这一游戏规则,社会反而成了一盘散沙,成了民主的废墟,自由的荒漠。
   礼制的天下统治,名为复古,实则创立新的社会。不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是一个招贴画,而招贴除了有助于销售掌权者的意志外,是救不了什么别的东西的。中国之弱,在于分离倾向,无统一的精神中心,无精神纽带团结家族以外的人民。更重要的,家族主义仅仅为了自己的小集团的利益而不肯为了大社会的利益而行动,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在如此的民性国情之下实行社会主义,其后果可想而知。社会主义者口头上为全社会的繁荣昌盛而尽力,其实打着社会进步、阶级专政的旗号,而继续谋求个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这样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更不能完成救世使命。
   这倒不是因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不够”会导致直接统治等独裁行为,而是因为世界已进入了战国时代。战争变成了总体战;总体战要求实行最严酷的直接统治,以便把一切资源和技术都动员起来,并集中到战争集团的手中。人──人的情感、人的灵魂、人的智慧以至人的肉体,都被贬为“资源”(如“人力资源”),而且仅仅是总体战争(经济战、技术战、心理战、宣传战、政治战、军事战等相加)的资源。“人的尊严”,只是在当作战争赌博的筹码而被使用着的时候,才有价值。
   战争起源于人类的不平等状况,有不平等,故有强凌弱、智诈愚;而弱势的人所形成的愚笨而诚实的存在,无异造成了某种漩涡甚至真空状态,吸引各种强势和狡诈、贪婪的人入侵,使得尔虞我诈,逐渐演变为战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是绝对的,人为的平等化措施无法消除基因的差异,也无法降低人性的竞争因素所造成的剪刀差(“马太效应”)。先天与后天的差异、智力与体力的差异、特性与平庸的差异、人对相同刺激的差异反应甚至人对不同形态的外物所形成的的占有欲也具有差异……。由于人的这些差异所形成的种种不同,在社会效果上必定造成不平等,形成粘着交合的状态:强的人期望更好的待遇,弱的人又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稍有不满就构成了争夺,这和动物界十分类似,所以战争不仅起源于不平等的实际状态,也起源于人性中的兽性因素。如此看来,只要人在生物学上没有真正的改进,各种形式的战争在人类社会中,正如各种疾病在自然界里一样,都是竞争淘汰的“永久机制”,是“力量交流交换的形式”。
   为了抑制这些人性因素,文明设计了礼制、政治、哲学,以便控制破坏活动,引导创造力量。结果“间接战略”发明出来,间接战略的较高形式就是“间接统治”,间接统治的机制在哲学上的回光返照就是中庸之道。在名存实亡的意义上,“中庸之道”成了老年的经验、自保的哲学;“中庸之道”也成为衰落时代即间接统治的机制已经废弛时代的流行病,丧失了创造的逼人的锋芒。与间接统治分离的“中庸之道”,还是跌宕起伏的历史之修成正果、以及悲剧人生获得了圆满结局。
   在直接统治的逻辑看来,中庸之道是碍手碍脚的。因为中庸之道不仅是间接统治结束以后的哲学怀念,而且也可能是间接统治历史复活的一个契机。当二十世纪的直接统治的黑暗时代过去之后,二十一世纪确确实实孕育着某种“东方精神”重行抬头的历史转机,不仅是印度的传统的,如瑜珈术和转法轮等等;而且是中国传统的,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客观地说这只是西方没落的结果之一,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后遗症”,而不是东方精神内在力量自然膨胀出来的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能看到这种内在膨胀的确实证据;尽管强烈的征兆多少暗示这种膨胀也许为期不远。以上这种说法如果正确,那么就意味“东方的复兴”只是西方文明衰落过程的一条尾巴,其范围和深度因此必定是十分有限。──目标是“全球一体”而不是“东方复兴”。
   假如我的这一说法正确,那么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区域性文明从头开始。在全球化主导一切的现今和未来,区域文明单独形成的可能已经等于零。因此更大的可能性是:东方的复兴不是作为对付西方挑战的应战而出现,相反,这种复兴还会被西方的塌陷所形成的漩涡和黑洞所吸引,从而加速全球一体化进程(何况东方的“复兴”本来就是由西方唤醒的,并从后者获得灵感与生气)。恢复了自信并鼎沸着炽人欲望的新人,拒绝“体验”、“感受”、“反省”以及诸如此类的自我节制,他们把“心灵的颤抖”和“陶醉的激动”、“细腻的敏感”以及诸如此类的羞涩,当作落伍的标志、扔到废弃物里去,尤其因为这些琐屑的梦魇毕竟还纠缠着他们。所以,必须“拒绝”、“粉碎”和“抛弃”它们……测验自己可以使人明了,应该拒绝什么、掠取什么,抛弃什么以及紧紧抓住什么……须知对优胜者而言,这将不再是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的“古王国”时期,在那社会大改组的危急时刻,孔子格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是立于上述的“政治基础”。“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互相连接、无法分离的文明人,除了互有兄弟情感之外,已别无选择。这是与佛教、基督教所宣传的泛爱哲学相似但并不等同的另一种声音,一种政治整合的声音。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三十二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Thirty─two
   The Golden Mean
   二,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2. The golden mean of Greece and China
   中庸不是中国文明的特产,而是兼容于其他文明的普遍精神现象,因为间接统治不是中国的特产,而且各个文明的普遍现象。
   例如晚期的“希腊精神”也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从而达到了中庸状态。其城邦文明在规模有限的空间,发展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在狭小的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将其他成员置于视野之内,因而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与亲近感。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城邦制被视为唯一合理的国家组织形式。这些无不渗透着希腊人的中道思想,亦即平衡与和谐的发展观念。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生于马其顿即将征服希腊的前夜,他的“黄金中道”(doctrine of the mean)认为“美德是一种中庸”,追求适中、合度的人生哲学,择善固执,不偏不倚。他认为,“任何领域的专家都避免过犹不及,而选择其中……一件好的艺术品,不能再有丝毫增减,表示了最佳境界会被过与不及所破坏,只能由执中去维持。”“任何人都可以发怒,或者把钱花掉,这很容易,但要做在适当的人身上,而且恰如其分,在适当的时间,怀着恰当的动机,以恰当的仪态,那就并非易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德行是一种涉及选择的惯性倾向,其特征是我们按照既定的原则而适度地有所节制。”然而所有这些精妙言论,显然又都是文明的晚期现象,是进取精神业已颓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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