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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十三章

《全球政府论》
   On Global Government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n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 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 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呈现了战国逐鹿的全球格局;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名为列强,实为“战国”)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主权国家,以保家卫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在二十世纪鼓动教唆策划执行了许多复杂的计划,在血腥厮杀中屠宰了几亿无知人民,使得肮脏的集中营和腐臭的万人坑星罗棋布遍于全球。这一切到底由于什么?仅仅由于人口过剩或杀人机器的生产力空前提高了?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相似的历史,也许容易找到答案。
   在中文里,“战国”时代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那一段。当时,整个华夏文化圈扩张为十数个实力雄厚的区域性国家;其中佼佼者号称“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些国家被称为“战争国家”的最高意志就是自保独立并伺机兼并他国的领土资源和人口。为此,它们动员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技术的全部力量,进行搏杀。其典型事例是残暴的秦国竟然一次坑杀(活埋)赵国降卒四十余万,几乎是后者的大部分壮丁。而最后一位贵族、灭秦英雄项羽,后来竟也仿效秦人的暴行,以暴易暴,一次坑杀秦兵二十余万。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这样的屠杀规模要远远超过日寇炮制的南京大屠杀三十四万和德国炮制的灭犹五六百万。
   有趣的是,中古日本历史上也有其“战国时代”:十二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幕府)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和天皇)政治的对立。十四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两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相当于中国的诸侯)纷纷而起,室町幕府遥遥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的领地成了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十六世纪中叶,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织田信长出现,他的家臣后来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的秀吉,以及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三人合称“战国三雄”。德川家康最终于庆长八年(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结束绵延一个半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
   由上述可见,日本的战国并不是单纯模仿中国战国的称谓,而是由于它和中国的战国历史确实有其相似性。从中国、日本的例子再去看世界各大文明板块,也能发现他们都有各自历史的“战国时代”:这是由区域国家的多元竞争,向当时的世界政府之的一元统治的过渡。这一生吞活剥许多主权国家的战国现实,使得其间的思想感情和制度行为,充满了血腥的光彩。在战国期间,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增长,“唯生产力论”泛滥成灾,各国拼命增加生产,其背景是战国列强互相兼并的疯狂压力。无论是中国战国,还是日本战国,或是希腊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统一希腊),还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亚述帝国称霸前后到居鲁士大实现统一帝国)──所有这些战国时代的一个共同而显著的特征,就是由于军事压力和技术改进的齐头并进,带来了生产力迅猛增长、普遍的战乱、版图的不断重新分割、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等等。这些特征,在我们刚刚经历的十九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同样屡见不鲜、一览无余。例如,一九零零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就代表了十九世纪的战国群雄;但其中除了美、俄两个边缘国家拥有广袤的半开化腹地外,都由于资源有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沦为二等国家。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美国独大,而今在美国以下的二等国家除了大部分“八国联军的残渣余孽”合组“欧盟”外,又多了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印度、阿拉伯联盟等板块(还有个日本左右为难),隐然似有“X雄争霸的格局”。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n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 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平心而论,卡尔马克思之类的红色造反派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并非科学总结,而是战国咒语,所以它的理论功效是催眠了传统道德,铸造了迄今最无情的战国机器。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攻城略地,惊人近似,多元竞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的悖论:世界一体化。原先,若干核心城市所支撑的区域性主权国家,构成了文明的中心,并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但随着不断的兼并,竞争日烈,主权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争夺空间与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技术和生产的继续疯长,反过去推动了扩张兼并与世界一体化的形成。在这一漩涡里,不用尽吃奶的力气便意味被生活淘汰,所以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纳粹主义的种族斗争甚嚣尘上。有鉴于此,唯生产力论开始泛滥,不问道德黑白,只求物质成效,就不再是一个“贪欲”的表现,而成为生物自保的本钱了。因为事实好像是说,“凡是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能力和战争能力的国家民族,就只有“被动挨打”,最终因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奴役,甚至亡国灭种。
   所谓多元竞争既然构成了战国时代各种理想与各种暴行得以横行无忌的基本动力,情急之下的人们慌不择路,本能地忘记了要为子孙后代保存一些糊口的资源。对战国漩涡中的厮杀者来说,“竞争”并不是一个利润多少和优势多大的问题,而是通过利润与优势去攫取对方性命的撒手锏。人们疯狂地增产一如疯狂地杀人,其野蛮冲动背后,实际上潜伏着“凝聚雄厚战斗力立于不败之地”的超级兽性。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更大规模地增强战斗力,以期保存自已并扩大生存机会。
   结果形成了怪现象:战国哲学(红色共产主义、黑色法西斯主义、褐色纳粹主义、白色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猫色即变色的军事独裁即“新权威主义”……)在伦理价值上,只是对内部(阶级、种族、宗教)强调约束贪欲,而对外部则极力鼓动贪欲和攻击性(世界革命、民族征服、宗教圣战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因此既缺乏理性上的说服力,更少实践上的持久性,如果战国的屠杀不获得一个终止,那漩涡中的人们如何倾听和平的福音呢?“衣食足而后知廉耻”──如果连必要的安全感都缺乏,人们豈不等于回到了丛林时代,不得不再度变回为兽,尽管这些不幸的兽死后被封为靖国神社里的“革命烈士”。本来,建立伦理规范,是为了使人活得更好,而不是让人们为规范去死。结果对战国的人民而言,“活着”成了头等大事,“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了各种哲学背后的那个“哲学原理”。南京大屠杀的被害者都是遵循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哲学原理”,所以才投降结果却意外遭到了背信的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又何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原理”的信徒?所以他们使自己变成了杀人犯、强奸犯甚至食人肉者!他们并不是什么灾民,而是血淋淋的战国时代的宠儿。这意味着胜利要比伦理更重要些。成王败寇的牲口原理就是这样主“宰”了千千万万的人民,一直把他们送入地狱,然后再踏上一只伟大的脚。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n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感谢上帝!我们能对现代历史能获得这样明彻的感觉,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于是我们发现了:现代战国比古代战国,更为严酷。不仅在于现代的屠杀规模远远大于古代,哲学更为残暴不仁,而且在于现代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生的革命事物,如毒气、原子弹、自动化、信息化、遗传工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加速度,与此一同来到的则是人加深了对机器文明的依赖程度。多种迹象表明,全面自动化将对人类生存状况给以革命性的控制,如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年])的科幻社会小说《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所预言。由于人性的作用,其祸似乎大于其福。例如,复制人类的技术使得人们即将面对的变化形态和变化幅度都将是空前未有和深不可测的,并将大大超出以往的历史经验所能概括的范围。因为至今人类文明的基础全是建立在基因上面的,如果基因改造完成,人类的历史经验本身很可能从此变成一张废纸。
   我们知道,使旧的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人性的因素。以往,人手中掌握的技术变化了,但人性并未随之而易。以后不同了,基因工程可能改变人性本身。基因工程无疑是潘多拉的盒子,基因工程的泛滥因此比原子弹的扩散还要具有根本的威胁。而消除这威胁的策源地,正如根治核威胁一样,就是要把争奇斗艳结果奇形怪状的主权国家予以终结,建立起规范化的全球政府。只有这样规范化的全球政府,才能有效管理自动化、信息化的社会。试想一下,如果交通管制系统号令不一,或是几个交通管制系统同时发号施令,会是什么局面?其实,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管制系统号令不一、几百个主权国家系统同时发号施令的自动化、信息化时代,如此听凭垂死挣扎中的主权国家胡搅蛮缠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要是不发生颠乱碰撞,全球秩序要是不天翻地覆,那才奇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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