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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十二章

《全球政府论》
   On Global Government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Twelve Socialism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六,启蒙运动导致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从哥伦布殖民美洲(1492年)到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瓦解(1991年),正好五百年。从此,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只是当时的世界却由于冷战结束而一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直到十年以后“九一一”袭击发生,大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全球化已经是个严酷的现实了。其实“九一一”的发生完全是个偶然事件,例如,宾拉丹的“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即苏联瓦解的两年以后就爆炸过纽约的世界贸易大楼,而基地组织在冷战期间本来是美国的盟友,共同对苏作战。所以,把八年以后再度进行的世界贸易大楼的爆炸定为“全球化时代的开始”,毫无道理。全球化时代的开端,还是应该定在1991年,即苏联瓦解的那一年。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瓦解,仅仅过了一百年不到,世界已经从“建立庞大帝国”进步到了“消除庞大帝国”的阶段,那么再过一百年,当人们跨入耶稣纪元第二十二世纪时,世界上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肯定所剩无几了。那时人们回顾冷战期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肯定具有不同的观感。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的时代,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也是宗主国这些主权国家的功能衰退。正如联合国职能的衰退是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会籍普遍化原则”一同来临的:将近二百个成员国,所造就的完全是一个“瘫痪了的组织”。就像中国的确“人民代表”越多,“人民代表大会”就越是一个橡皮图章。
   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会发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八十年代是个大转折的年代,这些转折在九十年代完全表面化了。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有机部分,亦莫能外,尽管看起来有些滞后。早在1987年,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月刊12期从上述角度涉及相关主题,苏联官方的权威评论员鲍文,在对该刊编辑部的谈话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改革能否成功。”此命题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它说明学理的常识,而在于它出自社会主义政治的权威之口,首次承认社会主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终于宣告:“总的看来,共产主义运动到二十世纪末将处于复杂的困难局面,这种局面要求摆脱刻板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要面向群众、争取群众。”显然,这不是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的宣传,也不是理论逻辑的推理,而是来自七十年执政经验的总结。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执政,使得鲍文同志作出了结论:“社会主义还没有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益的经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捷克、中国、波兰遇到过国家危机。”注意,这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将近两年的“社会主义总结”。这表明社会主义的破产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此理论上再也说不通,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后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事实已经相反地说明: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为了进入资本主义所使用的“急速短跑”,如列宁所说是“年轻的强盗”所从事的勾当,正如德国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俄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卫星国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所显示的。
   苏联的制度好像优越,且是在资本主义之后来临的社会模式,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富于效益,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逻辑上也会使鲍文同志之流陷入一个难堪的悖论。因为很简单,从社会发展的教义图解上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比的,因为它们完全归属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灭亡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诞生──一个死去的东西和一个活着的东西怎能相提并论呢?所以,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拉到一起相比,就绝不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了,而是根本的“世界观”已经转变。这一对比无疑否定了“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马列教义。虽然用一种更为经验化而非教义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两个概念,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才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怪现象。当鲍文论断说“世界社会主义可能正在经历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其根源来自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走进了死胡同”的时候,他也许无意识地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也像资本主义那样名存实亡了”。鲍文的命题公然抛弃了苏联及其仆从国家所习用了的“社会主义”标准,“急速短跑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终于在其身心衰竭之后寿终正寝了。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冷战结束,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瓦解之后,许多人终于意识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里作为官学被供奉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其实,思想本身并不会全然“过时”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宗教哲学,它的内核里也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功能,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基础。思想的过时,不是由于思想本身的陈旧,而是由于思想的持有者和垄断者自身的老化。正是人员及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的活性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使得思想沦为破旗,遭到遗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和“忏悔”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虽是完全相反的路向,但却是它们的后裔。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创造价值,或是从异己阶级那里夺取,或是从异己种族那里夺取。这完全是丧失了创造性的老年行为,仿佛他们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开发未来了。想以一种倾向、一座模式、一套路数来规范、指导、甚至取而代之全部生活的尝试,显然充满巨大的危险性,而且注定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它是一种病态或是对病态的矫枉过正,我们称前者为“文弱”。称后者为“野蛮”。但是宿命强逼在它阴影下喘息的人们,明知极端行为或矫正路线的爆炸性,明知堕落行为或放纵路线的腐烂性,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甚至欣喜若狂地走下去,“即使这就是毁灭”……人的命运所具有的深刻悲剧性,在此完全暴露了。
   
   克已的道德,就是如此作为致敌死命的廉价武器而耍弄着,高级宗教的教理、大同之世的梦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其背景大抵如此。它们只是一些一度有效的战略的工具,其实际作用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对弱者,克已和道德给出了一些爽心的安慰与精神胜利的勉励;对强者,给了一些有效的保护色并教会他们去施展更隐蔽因而也更刻毒的种种策略。一切创始行为,都得付出昂贵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不愿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涂脂抹粉。文革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等四旧“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文革打手鲁迅他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作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能再用仁义道德,而只能诉诸明确的暴力。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日本的天皇主义、中国的文革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它们倒真是在保守的工业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我看来,上述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观念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于其人性论方面的错误,结果使得其精致的分析导向了完全错误的结果。文化价值的关键不在于皮相的“丰富”,而在于精神的“独特”;有了独特的愿望,历程自然会丰富起来。例如“丰富”而无创造特性的文化如日本,谈不上真正的生命与价值,不过一堆系统、定向的货物流量而已。
   撇开精细琐碎的日本,来比较一下中俄两国,虽然其大的近代史都是从十三世纪蒙古统治开始的,二十世纪又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窠臼,但其文化依然表现出深刻的差异。俄国文化的表现是既多又好;中国则反之,既少又差,例如,中国在1957年到1978年之间,竟然没有一部作品产生,即使在“地下状态”或“抽屉底下”也没有。中俄两国同处“一种制度”下,文化命运却极不同。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在摆脱蒙古之后依然还在世界帝国时代,数百年来处于长期的文化衰落过程;而俄国在摆脱蒙古之后开始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数百年来处于对外殖民扩张阶段。所以即使同在马列主义的管制之下,俄国也对中国形成了宗主国关系。现在,两国又以不同的形态,一同进入全球化时代。另方面,中国的前身作为远东世界帝国的核心部分(另外加上周边先是被列强瓜分控制后来则独立了的列国),却具有最强烈的世界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竞争中非常不利,但更容易适应未来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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