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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

   

徐水良


   

2002年7月19日


   

   
   好几个朋友问我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看来有必要对当代中国的理性激进主义作出适当的解释和必要的界定。这里谈谈我的看法,供参考。
   
   中国的问题,即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问题,拖得太久了,拖了一百多年。专制制度的空前腐朽,激起了老百姓的空前愤怒。目前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工人农民中,早已经是一片怨恨和急切盼望变化的气氛,怨声载道。即使在中共官方的网站上,也常常出现呼唤陈胜、吴广、罗宾汉的声音。中国不能再采取久拖不决,迟进缓进,慢慢变化的策略,不能再采用缓进主义,否则,老百姓受不了,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只能采取激进主义的策略。所以,理性激进主义作为激进主义,首先是与缓进主义相对立的。
   
   但激进又不能盲目冒进、乱进,而只能采用符合客观规律和客观需要的激进主义,即合理的理性激进主义。因为我们不是中国的当权者,所以我们的理性激进主义,只是采取先进的理论和合理的策略,在力能所及的范围内,促使中国走理性激进主义的路。
   
   这里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以江西杀死十四个人的胡文海为例,他被大陆不少老百姓视为英雄,以致有些年纪轻轻的中学生,也想学他的样子。就他反贪官这一点说来,他确实也是一个英雄。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盲目杀人,包括杀死无辜儿童的杀人犯。我们不能把他树为榜样。如果全国提倡他的做法,让中国老百姓都学他,那么,我们的民族就会浸没在一片血泊中。而目前大陆的农民中,不少人有类似的盲目的非理性情绪。不少人记着曾经迫害自己的基层掌权的仇人,准备以后有机会就把这些仇人宰了。自己宰不了,就嘱咐子孙今后一定要报仇。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农民。工人中也有少量人有这种情况。这种非理性的盲目情绪,目前主要存在于工人和农民中,而亲共缓进主义则主要存在于少部分知识分子中。海外知识分子接触的主要是这部分国内知识分子,亲共缓进主义因而在海外被大大放大,加上其它因素,几乎成为海外侨界的主流。这一点,与国内形成鲜明的对照。
   
   亲共缓进主义与盲目激进主义似乎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但其实,两者机会主义成分很浓,互相转化,没有严格的界限。海外鲍X之流,被大家视为亲共内奸,但他们又把胡文海命名为“人民英雄”,要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是明显的例证。国内有的人,原来是非常怯弱的缓进主义,我出国前嘱咐国内朋友说:要注意,这些人目前很软弱,但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一旦顺利的时候,他们将比谁都激进,现在和今后都要防止他们的负面作用。结果,半年以后,民主党组党形势似乎不错的时候,他们立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比谁都激进,对组党运动起了相当的破坏作用。
   
   如果我们下一个定义,中国目前的理性激进主义策略,就是:根据目前中国的客观规律和客观需要,服从人类公认的道德,人道和理性准则,争取中华民族尽快地、迅速地,而不是太过缓慢地完成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化,使转化过程尽可能减少波折,既要尽可能争取中国人民和民主事业的最大利益,又要尽可能减少我们民族的损失,这样一种理性策略。
   
   服从人类公认的人道、道德和理性准则,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采取共产党及前文提及的胡文海那样非理性,非人道的极端手段。在人民利益、民主利益与民族损失之间,也要争取尽可能大的比例,不能只顾争取民主事业的最大利益,而不顾这种利益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为了减少民族损失,理性激进主义也有可能不是选择最大利益,而是选择次大利益。这些,都是理性激进主义与盲目激进主义的区别。盲目激进主义是一种走极端的主义。他们采用毛泽东式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极端理论,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一反到底”等等。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就有可能否定共产党也不得不支持的那些人类公认的准则,例如人类公认的人道、道德和理性准则,反对恐怖主义和刑事罪犯的准则,等等。我碰到不少人,他们感到很奇怪,以反中共腐败自命的某些激进民运人士,怎么会和中共腐败大案的要角站到一起?其实这并不奇怪。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按盲目激进主义的极端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现存的一切,特别是他们不知不觉地盲目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阶级的法”等等错误理论,否定国家和法本质上的非阶级属性,否定非阶级性的大量东西,(包括没有阶级性的理性爱国主义,)否定现存的一切法律,包括没有阶级性的合理法律,就很容易使我们的民族陷入无政府主义恐怖之中。
   
   
   注:关于本人,我自认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理性激进主义者。唯物主义是我的宇宙观,人本主义是我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我的人本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我的理性激进主义是根据中国实际,以上述理论为指导得出的,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所采用的策略。

此文于2017年07月2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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