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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取八九教训?

   

2006-3-27日


   
   八九民运的最大的教训,就是八九的朋友目标不对,没有结束中共专制实现民主的目标,在有可能争取胜利的时候,却把避免镇压作为最大目标,而不是把争取根本胜利、结束中共专制作为最大目标。因为害怕镇压,不仅不去争取这种胜利,不去争取结束中共专制,夺取中央政权,相反,还要打击努力争取结束专制,要求推翻共产党的人,因为害怕镇压,就始终和社会其他部分隔绝,自我设限,不让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非常可笑!有些朋友,到现在还把避免镇压当作基点来论述,把不能避免镇压的行为说成错误,现在还要坚持这些东西,错得厉害!更何况像我们已经说的,避免镇压仅仅是懦弱胆怯的幻想!人家不管你怎样,都要镇压。避免又有什么用?其实,与其懦弱害怕退缩,还是免不了被镇压,不如挺身一战,争取胜利。
   

   这里不仅是扭送三君子给中共公安。三君子是最小的事情。
   
   本来,当中共实行戒严时,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群众引向夺取中央政权。可是,八九领导层不仅没有前进,相反却畏缩退却了,从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那么好的形势,那么好的历史机会,却在胆怯中放弃了。运动的领导人背弃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有人也许说,时机不成熟,可是,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历史上如此成熟的机会,有几次?可以预见,今后,我们必须在比八九民运差得多的条件下去争取胜利,八九这样的机会很难重现。但只要我们努力,仍然能取得胜利!
   
   至于有的军人与学生联系,准备调转枪口反对戒严,有的学生却向中共告密,这就不仅是错误,而且是叛卖和犯罪!
   
   现在,历史,策略,道义,几乎所有方面都证明了那些懦弱的错误时,这时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错误,就让人惊讶!如果循这些朋友的思路,中国恐怕是没有救了。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那些懦弱错误和对错误的坚持!
   
   中国的六四失败了,苏联的八一九胜利了。我们与苏联的差别不在于群众和军人,中国群众和军人反抗情绪及规模都超过苏联,都比苏联819大得多大得多。我们没有理由去责怪我们的群众,学生,甚至军人。我们与苏联的差距,仅仅在于一个是叶利钦,一个是赵紫阳,只有赵紫阳不如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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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9-15日

   贪官们可以抢走太石村账本,以掩盖和销毁他们的罪证,但抢不走道义和民心。太石村选举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村民们在贪官们动用暴力镇压、歪曲事实,封锁消息、破坏选举以及其他一切非法手段施加高压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的大胜。但这是一个很初步的胜利,今后的道路还长,愿太石村村民继续奋斗,吸取前一阶段村民本该掌握到自己手中的账册和其中贪官们的罪证,却因为某些朋友沉溺于甘地主义之类幻想和迷梦,被贪官们夺走的教训,千万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当局的承诺。一定要把决定太石村命运的自由民主权利,牢牢掌握到村民自己手中。

    ——2005-9-16日

   这次太石村事件,连一贯被大家称为中共辩护士,亲共写作组,甚至点名为国务院写作组的冼岩等等,都罕见地站到反对当地地方政府的一边,并且做出一些不错的分析,写出一些不错的文章,认为:“从番禺区政府对太石村财务帐的紧张关注程度,甚至不惜在事件已成为海内外媒体与网络关注焦点的敏感时刻动用武力强行解决,不难推断其中必有猫腻——太石村财务帐中必定存有某些大人物腐败行为的证据。”“现在答案已昭然若揭:番禺区民政局这样做并非有什么可使自己免责的高明借口,而是由于事涉某大人物的罪证,不管事后能否免责,它当时都必须将盖子捂紧,令罢免一事进行不下去。”这说明当地政府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实在太过明显。Я耍c敵對階級的鬥爭仍然存在;而且宣稱,階級鬥爭(而且是與敵對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即階級專政,仍然需要堅持;而且不是一般的“堅持”,甚至還是基本原則,即基本的,也即普遍適用的東西,(注意:決不僅僅是適用於“一定範圍”,誰要把它限制在“一定範圍”內,誰就是反對把它當作“基本原則”,而是當作“局部原則”,就是反動透頂!)是不可變更的東西。雖然他們有時也假惺惺地宣稱,階級鬥爭不再是基本的或主要的矛盾,不再是基本的東西即產生其他一切的普遍存在的東西,而僅僅是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東西,但這種鬥爭的最高形式,即階級專政,郤仍然是“基本原則”,這是什麼妙不可言的邏輯!

   然而,既然敵對階級已經消滅,專政的對象又是指向誰呢?敵對階級已經消滅了,階級專政的對象消失了,可是對敵對階級的階級專政仍然需要堅持,同上一謬論一樣,這種說法,不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又是什麼呢?有人說,敵對階級消滅了,但壞人仍然有,專政就是針對他們的。這真是妙極了!又一個妙不可言!原來,針對敵對階級的階級專政,不是對階級的,而是對不成為階級(或不表現為階級)的個人的!人類既然不能使人人都成為天使,既然永遠達不到絕對完美無缺的地步(否則,人類社會就永遠不能前進了,人類的歷史將終結),那麼,任何社會,任何人都不能保証人類從此不會產生個別壞人(無論是原始社會或未來社會)。因此,按他們的高見,階級專政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此問題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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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没有超越公民及人民委托的垄断特权(不许他人竞争的特权)。社会
   权力、政治权力、如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对社会的领导权等
   等,都必须由人民选择的公民或公民组织来执行;而公民或公民组织
   只有以其先进性,以其符合人民利益的一切,来赢得人民的拥护,而
   不得依靠强制规定的垄断权。
   法律不得强制赋予任何个人,任何社会集团,社会组织(包括政
   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以凌驾於社会之上的特权,尤其是对行
   政、立法、司法、社会及公众的指导权、领导权,以及领导、统治或
   垄断地位等等重大特权。历史证明,强制规定某某个人的领导特权,
   必然产生个人独裁,强制规定某个政党的领导特权,必然产生一党专
   制,强制规定某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主义等等)的领导、指导地
   位,必然产生思想专制。
              十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国情来说,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未引起
   理论及决策方面的足够重视,这就是打破农村和城市互相分割成二元
   社会的问题,我们的许多政策不是打破这种分割,而是强化这种分
   割,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打破这种分割,首先必须取消对农民的一系列歧视性做法。例如
   取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为限制和固定
   划分,必须实行择业和迁徙自由,必须取消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提
   高工业品价格的做法,必须取消对农民的一系列限制。农村公民和城
   镇公民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一律平等。
   不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我们就无法进入现代社会。因此,这是
   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注:短论原文尚有另外几个部分,因时间问题未整理)
   1988年9月写于镇江江苏二监
(为“自由化”平反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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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岬幕〉囊庖濉!   ∷摹⒅辛⑿栽颉   ≡诩壑刀嘣纳缁嶂校杂芍饕宓南敕ㄊ且怨魑缁嵬骋坏幕 5牵陨趺窗旆ɡ唇ü拐庋桓龀植煌壑倒鄣娜硕寄芙邮艿墓逑的兀咳绻懦粲们恐频牧α恳嗣墙邮苣持旨壑倒壑猓ㄒ皇O碌陌旆ň褪前阉械募壑倒鄱际游韧簿褪遣唤欠直鸶呦隆H绻颐墙邮芰苏獾悖辛⑿栽(The Principle ofNeutrality)就显得是公正原则最为合理的基础了。拉莫指出,“用来描述自由主义本质性的性格的一个自然的观念就是中立性。”紒紜矠中立性原则的意义究竟是甚么?它相对于甚么东西而言中立?谁应该及如何保持中立?这些问题是任何自由主义理论在建构公正原则时所必须处理的。    中立最典型的应用场合是当两端有争议时,第三者所持取的一种可能的立场。中立的立场指的就是第三者对两端的争议不加评断及干预。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袒,甚至是置身事外。中立国在面对两个国家发生纷争时所采取的立场,最能显现出这些特点。当我们说,一个公正体系要体现中立性时,它的意义也是不偏袒或甚至置身事外。公正原则对甚么东西不偏袒呢?由于公正原则的作用是处理不同价值观的持有者的纷争,因此,它乃是对各种相互竞争,甚至是互不兼容的价值观之间保持中立。保持中立的意思也就是不对它们评定高下。我们用公正原则来讨论中立性的意义时,就自然牵扯出谁或甚么东西应该保持中立的问题。上面所说的是公正原则本身必须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公正原则不应该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但是,除了公正原则之外,还有其它东西应该保持中立。首先,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的论旨之一是政、教分离。它的意义也就是国家在价值观的问题上不应该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而应该保持中立。这种政、教的分离也就是古代与现代政治理论中极为鲜明的不同。我将在后面讨论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想法时对这个论旨做较为详细的分析。除了国家与公正原则之外,还有一层更深意义的中立性。这所指的就是要论证中立性的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不能诉诸任何一种价值观或是宗教。这也就是拉莫所说的中立性之中立的证成(a neutral justifica-tion of neutrality)。甚么是中立的证成?它所指的就是中立性原则本身成立的理据不应该奠基于任何价值观之上。证成中立性所依赖的理据本身就体现了对各种价值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当然,这是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但究竟能否充分地被证明,则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The Liberal Principle of Ligitimacy),哈贝玛斯的D原则,以及拉莫本人的同等的尊重(equal respect)原则,似乎都不是完全中立的。    谈完了中立性的意义及谁应该保持中立之后,我们必须再看看中立的种类。罗尔斯借用了拉兹(Josep Raz )所作的区分,列出下列三种中立性。在这里他以国家作为应该保持中立性的主体,对这三种中立性作出说明:    (1)国家或政府保证(ensure)所有公民都具有相同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价值观。  (2)国家或政府所做的事不意图去(not intended)偏向或提倡某种整全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  (3) 国家或政府不会去做任何事,以使得(make)人们更容易接受某种价值观,除非它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以抵消上述事情。    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理论,就是一个包括各个价值领域的哲学理论或宗教体系。他对(1)及(3)都不能接受。(1)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由于公正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而且是最根本的价值,任何与它冲突的价值观都应该被排斥。至于(3),从常识性的社会政治学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任何公正理论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因此,唯有(2)是可以被接受的。政府要保持中立性所需要做的只是不要有意图地去提倡或促进某一种价值观。    经过上面对于中立性的意义,种类以及谁应该保持中立的讨论之后,关于如何达致中立性的问题的答案就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中立性的理据是由于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我们无法判定那一种价值观较为优越。那么要建立一套使得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们不作倚赖。要达到被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目标,很显然的,这个公正原则本身不能是专属于某些宗教或价值体系的一部份,因为这样的话,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不会接受它。公正本身也当然是一种价值,它与其它领域,例如宗教、艺术中的价值的关系为何?它与每个人的整全价值的体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一个极为困难及重要的课题,有待我们深入地去探讨。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将道德与其它价值领域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为了达致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这个公正体系不能够建基在任何宗教及价值观上。因而,在建立公正体系时,我们应该把价值观用一种罗尔斯所说的回避法(method of avoidance),将它们放在括号内,不去用到它们。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公正原则本身也就不会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也就是说,公正原则对于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最究极的伦理问题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所采取的这种回避法究竟是否行得通?道德价值与人生理想是否可以被区分开来?一种公正体系是否无可分割地与某一种价值观或人生理想有着理论上的联系?这些都是对自由主义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当自由主义者们将对与价值分开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提出很好的理据来证明他们这样做在理论上行得通。自由主义者希望达成的是,在价值主观义的社会中,建立起一套客观并普遍有效的公正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这种乐观的想法的可行性,提出甚么理据来。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的人指出,公正可能也与其它价值或人生理想那样,无法建立起它的客观性。    五、自律,个体性与政府的权限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一篇讨论康德的自由理论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在近三个世纪之内,“我们活在一个诸种解放运动的时代”。紒紟矠这表示着自由这个理念对我们的重要性。这种对自由的重视,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成为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世界解魅使得价值丧失了客观性,它的来源从客观的宗教及形而上实在,转为主观的选择。由于这点,人最宝贵的价值,甚至是人之所以成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基点,就在于他的选择能力。这种对人的看法,把意志的作用提高到成为人性的本质的地位。康德对于理性的主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应该永远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的看法,最能表现出这种现代人对于人作为自由而存在的主体的思想。康德将理性的主体(rational agent)与意志自律以及自律道德连在一起,只有当道德律的订立是脱离自然(外在的与内在的)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才真正的体现了他理性的特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是自由的时候,他才能体现他作为理性主体的特质。自律(autonomy)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    对于康德把自由与道德连在一起的讲法,我们可以借用拉兹的书名将它称为“自由之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弥尔则把自由与理想的人生关连起来。他认为只有一种经由自己选择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他从个体性(individuality)来描述这种经过自己选择的人生。一个人的人生之是否有价值,不在于他选择了甚么,而在于那是他选择的结果。他说:    知觉、判断、辨识之觉察感(discriminitive feeling)、心灵活动,只有在做选择时才被行使。因为风俗而作事的人并没有做任何选择。...如果一个人拥有任何尚可被接受程度的常识与经验的话,他为自己的存在设计的模式是最好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最好,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    在康德哲学中,与自律相对立的是他律(heteronomy)。他律道德之所以不是真道德是由于它淹埋了人作为具有自由的主体的特性;在弥尔,能体现个体性的人生与追随俗众的人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有前者才真正显示出人作为自由的存在这种特性。他们两个的看法,都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根据这种哲学的人类学,人要作为人,就必须有自由去自己作选择。    但是,康德与弥尔的人性论,都把自由这种价值本身视为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东西了。自律及个体性之所以有价值不再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奠基于人性上的客观事实。任何人如果作了一个极端的选择而放弃自己以后作任何选择的自由的机会,例如,自愿去做别人的奴隶,就等于是把自己的人性否定掉了。弥尔指出,因为这个缘故,所有文明社会均禁止奴隶买卖。紒紤矠但是,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岂不是不得不否定所有价值都是主观的这个命题,因为,至少有一种价值──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客观的。我想这是肯定价值的主观性所必然会引出的后果;正是由于价值是主观的,自律及主体性的价值才不得不被提到最高的地位,因为,如果否定了个体性,也就是等于否定了人们为自己制定人生目标的权利,而人之所以能体认他的主体性,是必须透过做选择才能实现的。然而,自由这种价值是有客观性这点,也并不会对价值主观主义造成太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自由具有客观价值,才会显出来其它价值之所以成其为价值乃是由于人做了选择的结果。如果其它价值之所以有价值并非人选择的结果,那么表示它们的价值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因而是客观的,人们对它只能去发现,而不是去选择及创造。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自律或个体性之价值是客观的,与其它一切价值是主观的乃是一体之两面,接受其中的一个论旨,就不能拒绝另外一个论旨。    弥尔与康德的人性理论,使得他们的哲学成为一种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的自由主义(comprehensive liberalism)。整全的理论对于价值的来源、种类以及甚么构成理想的人生都提出它的看法。康德与弥尔都认为理想的人生是一个由自己做选择而活的人生。但是,这对自由主义要作为整个多元社会的基础哲学的野心,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不赞成这种人生理想的人,对人性有不同理解的哲学理论,都可以合理地提出异议来。这就是为甚么自由主义非得做一个政治的转向(political turn)而成为非整全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道理了。    把自由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价值这种想法,对于政治理论有着不可衡量的影响。由于个人选择是一切价值的泉源,国家或政府的功能,就应该奠基在保证主体的道德自由这个目的上。康德认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自由而非幸福的追求。在这点上,他认为效益主义是完全错了。如果自由是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政府及国家的功能,当然应该被限制在只是守夜人的地位。这种最低度的政府,用诺锡克(Robert Nozick)的话来说,只负责防止欺诈、偷盗及责成契约等工作。它只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架构,使得人们在这个架构中,能够追求及实现由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所认为的最理想的人生。弥尔在《论自由》的导言中指出,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证明,“无论是个体地或集体地,人类只有在为了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对别人的行为进行干涉。对于一个文明社群的任何成员,在违反他的意志的情况之下,正当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对其他人的伤害。”紒紦矠他接着说,任何其它的目的,甚至是该行动者自己的利益,都不足以构成对他的自由进行限制的理由。这就是有名的伤害原则。这个原则几乎已经成了现代政治的圭臬。只有把政府的职责及功能作了这样大的限制及规定,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足够的保障。而这种政治哲学后面所依据的就是康德与弥尔对于人性的看法,以及与它密切相关的价值主观主义。这些论旨最基本的表现之一就是政、教的分离。作为守夜人这种最低程度的政府,不再有权对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问题,作任何的置喙。这与古代对于政府功能的看法,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左传》上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所显示的古代政治观,不仅认为政府可以管宗教上的事务,这种事务甚至是政府的专利。这也就是为甚么中国有“作之君,作之师”这种传统了。不仅是中国如此,古代西方也无独有偶地有着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传统。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王所表现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甚至比《左传》上所说的还要更为鲜明。自由主义开创的政、教分离,为现代社会奠定了一个俗世化的政治基础。在这个世界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六、结 语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环节,自由主义为现代的多元社会提供了根本的组织原则。人权、自由、公正、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今天成为人们评价一个社会是否理想的标准。当西方国家用人权作为标准来批评一些非西方国家时,这些被批评的国家所作的响应通常是:由于国情及文化的差异,人权也有不同的标准。它所显示的是,这些被批评的国家也默认人权具有极高的价值。几乎没有人提出过人权是负面的东西,或者人权根本不存在这种说法。这个现象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威力。其次,在那些自由主义还没有充分实现的社会中,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人,所借用的资源也完全是从自由主义那边得来的。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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