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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平《民主与革命》一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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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舊文:批判“四個堅持”

   1981年獄中舊文:

批判“四個堅持”

說明

   本文是我在1981年5月第二次入獄後,寫于南京市看守所。因為筆者入獄後拒絕在拘留證及逮捕證上簽字,堅持當局對本人的拘捕為非法,拒絕回答一切問題。當局無法審訊,審訊暫停二個多月。兩個多月後,當局再次提審,再次拒絕回答涉及他人的問題及其它大多數問題,為免囉嗦,並闡明有關政治觀點,主要是回答當局詢問的本人反對四個堅持等問題,寫成此文。寫成後請當局上送中共領導。後來此文及其他不少文章,又從勞改隊送出,送許良英及許多先生,並請人轉送胡耀邦先生。後來有關朋友轉告說胡耀邦先生關注此事並曾要求及江蘇放人,但後來江蘇等地報紙如省政法委書記洪沛霖文章卻攻擊說,有的反革命分子惡毒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有的同志卻為之辯護(大意)。後來又成為駁回我的上訴和申訴的理由之一。

   本文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以中共假定的社會主義為前提條件,進行評論,不同前提條件下以及從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可能做出的結論和評論,不屬本文範圍。

   本文是當時條件下,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對四個堅持為代表的中共專制主義的批判中,走得最遠的文章或文章之一。對於迄今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反對派朋友,仍然有一定參考意義。

   此文收入香港出版的《批判四個堅持——南京民運人士徐水良論文集》一書。可惜該書錯漏太多,由於錯漏多,書籍好些地方語句意思也搞不清楚。並且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刪去了本文一個附件,該附件論述如果頑固實行四個堅持,十年之內,必然會產生像當時波蘭那樣的大規模動亂。本次發表,對文稿的一些技術錯兆髁四承┯喺

   ——徐水良2005-12-20日

   致胡耀邦、鄧小平的信

   胡耀邦、鄧小平同志:

   送上《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簡要批判》的材料。我覺得這是一件大事。但過去之所以一直沒有反映這個問題,原因之一,是怕再次坐牢。因為同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十多年長期鬥爭,三年多監獄生活,難以想像的艱難曲折,使我感到萬分疲倦,迫切需要休息(“安定”)及重新學習。而現在,既然再次坐牢了,我覺得就有必要就這個問題談談我的看法,向你們反映,並希望能將這個材料修改後,轉交給有關理論部門、黨內或群眾討論。當然,也許你們會認為這是反革命的,但我仍然希望你們能抽空認真研究一下這些材料,因為認真聽一下反對意見,即使“反革命”的意見,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我不想坐牢,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兒子,不能為生我養我的民族分憂解愁,消災除難,那麼與她一起受難,或氖苈砜怂贾饕逖现赜跋斓木醚Ъ液推渌砺奂摇

   

   这里问题不在于产权制度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是向前,向进步方向改,还是向反动方向改,甚或是更加反动的犯罪行为?产权制度当然要改,但现在看来,当局的改法,不仅不是进步,而且不是一般的错误,一般的退步,而且是掠夺,是犯罪!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犯罪为合法,中国还会有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吗?无论如何,中国未来如果要建立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就一定要否定中共建政以后包括掠夺富人,劫富济贫,搞“集体化”等等在内的一系列所谓“改革”,以及现在对国家,对人民,对穷人进行掠夺,杀贫济富的所谓“改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才能走上正轨。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定要否定目前对这类所谓的“改革”持肯定态度的体制内理论家的理论。

   

    ——徐水良 2004-9-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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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谁影响谁,不错,我和人家合作,人家会对我有所照顾,或者在双方合作的时候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但是必须说刘长乐先生是个怪人,他有招和一个本领,就是我打球一样打擦边球,就是很多话,我们认为不能说的,他很技巧的让它说过去,而不出事,这是了不起的。我告诉大家,争取言论自由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就是你要说,说别人能够听得进去,中国有句老话,情欲信,而词于巧,情拿出来是真的,可是词于巧,表达这些感情和事实的时候要讲求事实,不是硬梆梆的,不是说,打倒共产党,不是这样。

(李敖北大演讲的骂和帮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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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千禧年刚开张,台海就有点战雾缭绕,而“师出有名”的根据,据说
   就是为了“一个中国”。但打仗毕竟是两败俱伤的事,何况死的又都
   是“中国人”。不得已之余,我就先为中国正名,来个“中国考”,
   看看同胞们是否有必要为“一个”大开杀戒。
   仓颉造“中”字,显然是“指事”,自无需诠释。那个“国”字系
   “会意”:是四面围起来的“或”(古通“域”,系站在土地边拿戈
   之人),即圈起来的土地之意。“国”,古指都城(见《礼记.杂记
   下》),但多指地域,如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但仓
   颉非笨伯,圈起来自有他的道理,所以早先是指的侯王封地(见《汉
   书.地理志下》)。
   中与国,用两字以偏正组成一词为“中国”,原本为首都或中原地域
   之意。古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见三面被高原峻岭所困而一面向海,
   自己生活在唯一的平原上甚乐,天下原来就这么大!所以“天圆地
   方,国在中央”,“中国,京师也”(《五帝本纪》)。又,据“惠
   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小
   雅》)、“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
   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
   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天官书》)、《晋书》“孟达于是连吴
   固蜀,潜图中国”(指魏)、《明实录》“伏维北京,南俯中原”
   (古视豫州为九州之中,故称中原,见《出师表》“北定中原”)等
   典籍,可考证:古时所谓“中国”,即中土、中原、中洲、中夏、中
   华之意,实指地域。用为“祖国”,可,但决非近代的“国家”之称
   谓。
   试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一个“全称”叫“中
   国”的国家吗?没有。“简称”为“中国”的,倒有两个,但一个全
   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则全称为“智懊挥形淖郑ㄓ《扔梦淖直戎泄砹撕芏啵踔粮纾鸾桃郧埃挥形淖郑坑《扔镅钥诳谙啻暮芏嗟浼河锖推渌视镅裕穸己苣逊搿0ń虾蟮姆鹜雍退牡茏用堑脑挤鸾蹋家彩敲挥形淖郑靠诳谙啻摹5上В庋恍┯判愕挠《扔镅裕膊⒚挥懈《却炊嗝淳薮蟮慕郊坝判愕恼紊缁嶂贫取A笥镨笪模约罢庖郧案爬系挠镅员旧恚菜劳隽耍杉缁嵴沃贫扔胗镅怨叵挡淮蟆

此文于2006年05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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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俗魑稳禾澹笔惫匦娜嗣竦乃枷耄星楹图部啵⒓笆弊鞒霰匾呐卸希Ω檬敲裨巳耸康奶烊恢霸穑墒窃谙钚〖壬穆呒铮庵止匦暮团卸先淳谷槐涑闪说劣盟

   人名义。

   而一部分民运人士中盛行的真正盗用他人名义的邪风,我却没有听到过项小吉先生有任何公开的批评。

   【原文】如果说替赖作证就是要赖的钱,那么,反之,与中共夫唱妇随是否也可推论就是要中共的钱。这里既有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替谁说话就是为了要谁的钱,如果这种逻辑也成立的话,那我们为民主人权说话,也是要民主人权的钱吗?换一种思路,拿了又如何。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台湾人的钱可以拿,犹太人的钱可以拿,美国人的钱可以拿,中国人的钱更可以拿,而且这将是中国民运的主要财源。

   【批注7】各种各样的钱都可以拿,不必分清是捐款还是赃款,这个逻辑想来真是妙极了。看来,销赃物,拿赃款,都是合法的,并且是道德的。但是,在西方,许多注重自己形象的机构,连形象不好的人的捐款也不要,更惶论赃款。美国一个机构就曾经拒绝陆文斯基的大笔捐款,认为她形象不好。

   民运人士究竟还要不要法律底线,政治底线,道德底线?

   民运可以堕落吗?堕落的民运能有救吗?

   【原文】“无罪推定”原则适用于一切法律案件,

   

   【批注8】关于无罪推定,及人类公理正义问题。

   就常识而论,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乃是刑事诉讼的事。因此,无罪推定原则,乃是一个刑事诉讼原则。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後的继续侦察和补充侦察,就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及到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束。项先生说它适用于一切案件,不知法律依据何在?我也不知道那些根本不存在有罪,无罪,甚至不存在过错问题的案件,例如亲子关系鉴定之类,怎么适用无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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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敢批评法轮

   功,帮助法轮功学员摆脱愚昧和迷信,不敢批评伪科学,大力倡导科

   学和真理。没有原则的策略,是没有方向的道路,没有骨头的身体,

   是错误的,立不住脚的。

   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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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林彪“四R>    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
   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注4)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中共高层反对自由化最坚决、最持久的是邓
   小平。文革中说邓小平是走资派,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
   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道路的。说他是“走资派”至少在政治上是
   莫大的冤枉。八十年代中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之后,知识份子中思想
   比较活跃,要求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这时邓小平发表讲话,反
   对自由化。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
   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
   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
   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
   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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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欣改亢臀恼掠勺髡呋蜃ɡ腹芾碓闭碇谱鳎淮聿┭读⒊ 桓龀植煌壑倒鄣娜硕寄芙邮艿墓逑的兀咳绻懦粲们恐频牧α恳嗣墙邮苣持旨壑倒壑猓ㄒ皇O碌陌旆ň褪前阉械募壑倒鄱际游韧簿褪遣唤欠直鸶呦隆H绻颐墙邮芰苏獾悖辛⑿栽(The Principle ofNeutrality)就显得是公正原则最为合理的基础了。拉莫指出,“用来描述自由主义本质性的性格的一个自然的观念就是中立性。”紒紜矠中立性原则的意义究竟是甚么?它相对于甚么东西而言中立?谁应该及如何保持中立?这些问题是任何自由主义理论在建构公正原则时所必须处理的。    中立最典型的应用场合是当两端有争议时,第三者所持取的一种可能的立场。中立的立场指的就是第三者对两端的争议不加评断及干预。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袒,甚至是置身事外。中立国在面对两个国家发生纷争时所采取的立场,最能显现出这些特点。当我们说,一个公正体系要体现中立性时,它的意义也是不偏袒或甚至置身事外。公正原则对甚么东西不偏袒呢?由于公正原则的作用是处理不同价值观的持有者的纷争,因此,它乃是对各种相互竞争,甚至是互不兼容的价值观之间保持中立。保持中立的意思也就是不对它们评定高下。我们用公正原则来讨论中立性的意义时,就自然牵扯出谁或甚么东西应该保持中立的问题。上面所说的是公正原则本身必须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公正原则不应该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但是,除了公正原则之外,还有其它东西应该保持中立。首先,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的论旨之一是政、教分离。它的意义也就是国家在价值观的问题上不应该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而应该保持中立。这种政、教的分离也就是古代与现代政治理论中极为鲜明的不同。我将在后面讨论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想法时对这个论旨做较为详细的分析。除了国家与公正原则之外,还有一层更深意义的中立性。这所指的就是要论证中立性的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不能诉诸任何一种价值观或是宗教。这也就是拉莫所说的中立性之中立的证成(a neutral justifica-tion of neutrality)。甚么是中立的证成?它所指的就是中立性原则本身成立的理据不应该奠基于任何价值观之上。证成中立性所依赖的理据本身就体现了对各种价值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当然,这是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但究竟能否充分地被证明,则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The Liberal Principle of Ligitimacy),哈贝玛斯的D原则,以及拉莫本人的同等的尊重(equal respect)原则,似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 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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