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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徐水良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


   

   
   中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户口的人数在九亿以上,这在世界的总人口中,也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他们的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
   
   中共建国以后,为了分裂中国人民,维护共产党以“工人阶级”名义实行的统治,人为地划分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一出生,就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被盖上“农业户口”的印记,从此堕入低等公民的法定境地。就像奴隶制度下奴隶的子女,一出生就被盖上奴隶的印记,从此成为奴隶一样。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户籍制度,是当代社会中,中世纪农奴制度的变种。
   
   几十年来,中国农民处于悲惨境地。作为中共制度中的低等公民,在生活、居住、就业、教育等各方面受到歧视。在很长时间内,像中世纪农奴一样,被强制固着于土地上。侥幸离开农村的,往往成为城市中的“盲流”,随时处于被政府打击的危险之中,公安部门和政府各级部门,随时可以把他们抓起来,送到收容站,遣送站,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他们是流入城镇的农民,没有城市户口,就被称为“盲流”,就可以抓起来,送到收容站、遣送站、收审站。这种收容站、遣送站、收审站,完全是一种监狱,而且是最可怕的一种监狱,有点像看守所,但比看守所更可怕。因看守所还有一定规矩,而收容站,遣送站等往往没有严格的规矩,被抓的人,一进去,搜身、没收财物,送往号子(监房),其间往往要挨揍,在监房,还要受牢头狱霸及其它人员的欺压。七十年代,看守所每天已吃九两粮,而收容站、遣送站却仍然只有八两。我们坐过看守所的人,都清楚这种无究无尽的饥饿的可怕滋味。与这种收容站、遣送站相比,令全中国和全世界谈虎色变的劳改队,则简直是天堂。往往有人编造自己的罪状,希望尽快判刑,被送往劳改部门。而其中的收审站,则往往与看守所在一起,但其秩序,往往比看守所更乱。七十年代中期,我被关在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楼上是收审站(全名南京市收容审查站),其中被关押人员,许多被关时间已达二、三年,最长的近五年。收容站中也有各方面的人,但农民占很大比例。尤其收容站、遣送站,全是“盲流”,其中,农民占多数。而这些收容站、遣送站、收审站的设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问过有的公安人员,设立这种收审站有什么法律依据,他们也承认没有。此外,中共还用其它方法对付盲流。一九五九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在风调雨顺的年代,制造了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安徽省饿死的人成千成万,据有关估计,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许多乡村,人口死绝,赤地千里。而且有时庄稼就长在地里,没人收割,而人却饿死。这是中共统治下前无古人的奇特现象。安徽农民大批往外逃荒。于是,政府就组织民兵,在车站、码头、路口、交通要道,扛枪巡逻,设置关卡,碰到逃荒的,就抓起来。许多人抓起来后,被活活打死。中共政权以比中世纪封建更残忍得多的手段,强迫农民固着于土地之上。
   
   及至目前,进城打工的上亿农民,仍然被固定于农业户口中,依然在生活、居住、就业、教育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备受歧视。没有城镇户口的各种合法权利。他们干着城市中最重、最脏、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的工资。并且享受不到应有的劳保福利,包括住房、医疗,失业保障及其它的一切。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中没有受教育的法定权利,为各教育机构拒收,他们被迫化很高的“赞助费”,使自己的子女进公立学校上学。没有门路,化不起赞助费的,则被迫送回农村或失学在家,成为都市文盲的新来源。这种赞助费,一般超过农民在城市打工一年甚至二年的工资。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共政权把农村置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统治之中,建国初,中共就用大批杀人及批斗等办法,在农村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大批并无劣迹的地主,仅仅因为土地多而被枪杀,其中包括一些难得的人才。离我家十五里到二十里路的地方,就有一个我国航空界的元老,一个捐自己家产创办富阳中学的老教育家被杀。一个中医骨伤科的专家,我国知名的骨伤科宝贝,也差点被杀,因为医好了解放军一个师长的病,才免于死刑。那个航空界元老,还留学法国,保护过周恩来,抗战时当国民党空军顾问,抗战后回家种田当农民,相信和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全县农民一致称赞,结果却被中共杀了。连周恩来也救援不及,为之可惜。此外还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冲击。以后,又不断搞阶级斗争,甚至及到今天,中共政权仍然任意地、粗暴地对待农民,任意吊打、捆绑、剥夺人身自由,批斗、示众,拆毁住房,搬走或毁坏财物,剥夺粮食及生产、生活资料。包括用上述方法强迫绝育、堕胎等等。他们粗暴地用暴力镇压农民的一切反抗。他们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及农村乡镇工业品价格,提高城市手工业品价格,扩大剪刀差,对农民进行粗暴地掠夺和剥削。由于中共的极端无能,他们的工业生产效率低下,因此,维护中共政权及保持经济发展的财政来源,归根到底主要来源于这种剪刀差,来源们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文革中,工厂全面停工,但工厂,城镇、国家仍得以生存,也全赖于农民。中共执政后,中国农民处境之悲惨,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在合作化以后及到改革开放,农村贫困地区每年都饿死人,在人为制造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则是全国性的死人,饿殍遍地。饿死的农民总数达几千万,按官方的人口统计资料,估计达三四千万。
   
   由于中共政权的空前专制腐败,中国农民日益觉醒,六四大屠杀,使中国农民与全国人民一样,从此站到了反对中共政权的一边。近年来,农民对中共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农村民变蜂起,动辄发生几千人几万人的骚乱,其规模和数量,都超过城市地区。据中共有关统计,去年农村地区发生骚乱二万多起,最近,国内中共内部资料报道了乔石在广东的讲话,严厉警告,由于中共腐败,农村一些地区农民造反的条件已经成熟,海外媒体也作了报道。对中共来说,农村地区的形势是爆炸性的,极其严峻的。
   
   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实现自由、民主,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觉醒,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福音。对自由民主事业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

此文于2016年04月2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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