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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内部反对共产党

   在共产党内部反对共产党

   已经认识和反对中共专制的共产党员,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国和平呼吁广大中共党员退党的建议是一种选择,可以给共产党造成道义、信心等方面的损失。如果形成潮流,对共产党的打击将更大。但也可以作另外的选择,例如在共产党内部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他们一再强调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特别重视清除党内异己力量。过去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采取以地下势力掌握国民党区域的绝大部分报纸媒体,以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做法,没有这些媒体,没有打入国民党重要岗位的人员,例如曾经负责作战部的刘裴,国民党在东北最高统帅卫立煌等的配合,共产党不可能这么顺利打败国民党。据前些年在一定范围公开的消息,卫立煌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国民党东北这个仗,还有不败的道理吗?有志气反对专制的中共党员,可以学一学共产党这有效的一招,以便等待时机,给共产党致命一击。因为这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做法,比起退党造成影响后后失去作用,反而让共产党清除异己巩固内部,意义更大。

   ——网路文摘编辑 2004-1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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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诉求政治口号这些说过多少遍,引起二个多月激烈吵架争论的问题,那么多人,包括纽约之外不少朋友,以及我们都亲耳听到的这些东西,并且把全球64筹备会吵得无法达成共识的东西,你一个作证就可以抹杀了?

   又如倪育贤说的排斥法轮功的那些话,后来吵架时唐伯桥再次提出,倪育贤也只好承认的,你也要反过来说我们破坏合作,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何况是一本正经的洪先生,我真是想不通。

   事实就是事实,无论你是否理解,无论你是否认为它符合逻辑,它存在,你就得承认。你不去查清事实,却只听一面之词,就通过理论论证说这不存在。我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当然也不奇怪,从你一开始参与大陆民运,从较早的正义党到现在,凡产生这类争论,你几乎毫无例外不顾一切地站到哪一边。但愿这背后不存在问题。

   (顺便对国内朋友说一句,希望国内的朋友与海外打交道时存个心眼,避免过去某些朋友的教训。)

   一般人能做肯定证明,因为你知道一次,就可以作证“有”。但要作否定证明,作证“无”,你得日夜跟在后面,并且不能疏忽。听说洪先生参加过一次他们排斥不同意见后单独召集的筹备会,于是就了解了一切,可作否定证明了。真有本事!

   下面是我上次的回答,(见附一)。

   再附上参与64筹备的朋友整理的关於筹备工作纪要(见附二)

   既然洪先生有权、有本事为他没有参与的筹备工作作证,那么也请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的洪前没有文字,(印度用文字比中国晚了很多),甚至更早,佛教以前,没有文字,靠印度语言口口相传的很多典籍,汉语和其他国际语言,迄今都很难翻译。包括较后的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的原始佛教,开始也是没有文字,靠口口相传的。但可惜,这样一些优秀的印度语言,也并没有给印度带来多么巨大的进步及优秀的政治社会制度。连梵语梵文,以及这以前更古老的语言本身,也死亡了,可见社会政治制度与语言关系不大。

此文于2006年05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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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义。

   而一部分民运人士中盛行的真正盗用他人名义的邪风,我却没有听到过项小吉先生有任何公开的批评。

   【原文】如果说替赖作证就是要赖的钱,那么,反之,与中共夫唱妇随是否也可推论就是要中共的钱。这里既有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替谁说话就是为了要谁的钱,如果这种逻辑也成立的话,那我们为民主人权说话,也是要民主人权的钱吗?换一种思路,拿了又如何。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台湾人的钱可以拿,犹太人的钱可以拿,美国人的钱可以拿,中国人的钱更可以拿,而且这将是中国民运的主要财源。

   【批注7】各种各样的钱都可以拿,不必分清是捐款还是赃款,这个逻辑想来真是妙极了。看来,销赃物,拿赃款,都是合法的,并且是道德的。但是,在西方,许多注重自己形象的机构,连形象不好的人的捐款也不要,更惶论赃款。美国一个机构就曾经拒绝陆文斯基的大笔捐款,认为她形象不好。

   民运人士究竟还要不要法律底线,政治底线,道德底线?

   民运可以堕落吗?堕落的民运能有救吗?

   【原文】“无罪推定”原则适用于一切法律案件,

   

   【批注8】关于无罪推定,及人类公理正义问题。

   就常识而论,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乃是刑事诉讼的事。因此,无罪推定原则,乃是一个刑事诉讼原则。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後的继续侦察和补充侦察,就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及到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束。项先生说它适用于一切案件,不知法律依据何在?我也不知道那些根本不存在有罪,无罪,甚至不存在过错问题的案件,例如亲子关系鉴定之类,怎么适用无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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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敢批评法轮

   功,帮助法轮功学员摆脱愚昧和迷信,不敢批评伪科学,大力倡导科

   学和真理。没有原则的策略,是没有方向的道路,没有骨头的身体,

   是错误的,立不住脚的。

   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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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林彪“四 力。台独是共产党的实际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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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章中进行了说明。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属于民主的形式的范畴。
     
     当我们的迫切任务是消灭官僚制的时候,“四人帮”却大肆吹捧
   秦皇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官僚制,公开站到官僚制一边,在社会主义的
   今天公开地站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所谓“法家”立场上去,这真是荒
   唐!
     
     这里,还要批驳一个观点,即国家只能由一定阶级中的一部分
   人,少数人组成。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不懂,而且是历史上的无知。古
   期巴达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是整个奴隶主阶级用民主方式组织起
   来的,而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由封建地主阶级按照等级分封制组成。
   在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更必须由多数人组成。因此,
   这个观点也就更加荒谬、错误和有害、反动。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
   种国家。
     
   
        (三)非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及社会主义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国家是纯粹压迫性的,而巴黎公社已经不
   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非阶级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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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唐柏桥,要他对大纽约地区民运团体有

   个交待,这怎么是简单的耍小孩脾气的问题呢?

   随信附上唐柏桥派人到警察局申请集会的副本

   

   吕京花

   6。14。2005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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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的中国,应当清醒一下头脑,在把「和平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前,回想一下赵紫阳当年是如何区分「和平抗议」与「动乱」的。承认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不是「动乱」,承认当年说「六三、六四发生了暴乱」是谎言,就是为防止真正的大动乱到来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国坚定、沉着、自信而又稳妥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同时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辟道路。中国民主化有可能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纽约 ——原载《争鸣》200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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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疟局噬系牟煌挥星罢卟耪嬲允境鋈俗魑杂傻拇嬖谡庵痔匦浴K橇礁龅目捶ǎ际且恢终苎У娜死嘌В╬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根据这种哲学的人类学,人要作为人,就必须有自由去自己作选择。    但是,康德与弥尔的人性论,都把自由这种价值本身视为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东西了。自律及个体性之所以有价值不再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奠基于人性上的客观事实。任何人如果作了一个极端的选择而放弃自己以后作任何选择的自由的机会,例如,自愿去做别人的奴隶,就等于是把自己的人性否定掉了。弥尔指出,因为这个缘故,所有文明社会均禁止奴隶买卖。紒紤矠但是,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岂不是不得不否定所有价值都是主观的这个命题,因为,至少有一种价值──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客观的。我想这是肯定价值的主观性所必然会引出的后果;正是由于价值是主观的,自律及主体性的价值才不得不被提到最高的地位,因为,如果否定了个体性,也就是等于否定了人们为自己制定人生目标的权利,而人之所以能体认他的主体性,是必须透过做选择才能实现的。然而,自由这种价值是有客观性这点,也并不会对价值主观主义造成太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自由具有客观价值,才会显出来其它价值之所以成其为价值乃是由于人做了选择的结果。如果其它价值之所以有价值并非人选择的结果,那么表示它们的价值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因而是客观的,人们对它只能去发现,而不是去选择及创造。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自律或个体性之价值是客观的,与其它一切价值是主观的乃是一体之两面,接受其中的一个论旨,就不能拒绝另外一个论旨。    弥尔与康德的人性理论,使得他们的哲学成为一种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的自由主义(comprehensive liberalism)。整全的理论对于价值的来源、种类以及甚么构成理想的人生都提出它的看法。康德与弥尔都认为理想的人生是一个由自己做选择而活的人生。但是,这对自由主义要作为整个多元社会的基础哲学的野心,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不赞成这种人生理想的人,对人性有不同理解的哲学理论,都可以合理地提出异议来。这就是为甚么自由主义非得做一个政治的转向(political turn)而成为非整全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道理了。    把自由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价值这种想法,对于政治理论有着不可衡量的影响。由于个人选择是一切价值的泉源,国家或政府的功能,就应该奠基在保证主体的道德自由这个目的上。康德认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自由而非幸福的追求。在这点上,他认为效益主义是完全错了。如果自由是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政府及国家的功能,当然应该被限制在只是守夜人的地位。这种最低度的政府,用诺锡克(Robert Nozick)的话来说,只负责防止欺诈、偷盗及责成契约等工作。它只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架构,使得人们在这个架构中,能够追求及实现由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所认为的最理想的人生。弥尔在《论自由》的导言中指出,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证明,“无论是个体地或集体地,人类只有在为了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对别人的行为进行干涉。对于一个文明社群的任何成员,在违反他的意志的情况之下,正当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对其他人的伤害。”紒紦矠他接着说,任何其它的目的,甚至是该行动者自己的利益,都不足以构成对他的自由进行限制的理由。这就是有名的伤害原则。这个原则几乎已经成了现代政治的圭臬。只有把政府的职责及功能作了这样大的限制及规定,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足够的保障。而这种政治哲学后面所依据的就是康德与弥尔对于人性的看法,以及与它密切相关的价值主观主义。这些论旨最基本的表现之一就是政、教的分离。作为守夜人这种最低程度的政府,不再有权对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问题,作任何的置喙。这与古代对于政府功能的看法,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左传》上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所显示的古代政治观,不仅认为政府可以管宗教上的事务,这种事务甚至是政府的专利。这也就是为甚么中国有“作之君,作之师”这种传统了。不仅是中国如此,古代西方也无独有偶地有着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传统。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王所表现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甚至比《左传》上所说的还要更为鲜明。自由主义开创的政、教分离,为现代社会奠定了一个俗世化的政治基础。在这个世界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六、结 语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环节,自由主义为现代的多元社会提供了根本的组织原则。人权、自由、公正、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今天成为人们评价一个社会是否理想的标准。当西方国家用人权作为标准来批评一些非西方国家时,这些被批评的国家所作的响应通常是:由于国情及文化的差异,人权也有不同的标准。它所显示的是,这些被批评的国家也默认人权具有极高的价值。几乎没有人提出过人权是负面的东西,或者人权根本不存在这种说法。这个现象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威力。其次,在那些自由主义还没有充分实现的社会中,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人,所借用的资源也完全是从自由主义那边得来的。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 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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