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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孙丰老哥并纠正西方语言学家一个根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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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内部反对共产党

   在共产党内部反对共产党

   已经认识和反对中共专制的共产党员,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国和平呼吁广大中共党员退党的建议是一种选择,可以给共产党造成道义、信心等方面的损失。如果形成潮流,对共产党的打击将更大。但也可以作另外的选择,例如在共产党内部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他们一再强调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特别重视清除党内异己力量。过去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采取以地下势力掌握国民党区域的绝大部分报纸媒体,以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做法,没有这些媒体,没有打入国民党重要岗位的人员,例如曾经负责作战部的刘裴,国民党在东北最高统帅卫立煌等的配合,共产党不可能这么顺利打败国民党。据前些年在一定范围公开的消息,卫立煌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国民党东北这个仗,还有不败的道理吗?有志气反对专制的中共党员,可以学一学共产党这有效的一招,以便等待时机,给共产党致命一击。因为这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做法,比起退党造成影响后后失去作用,反而让共产党清除异己巩固内部,意义更大。

   ——网路文摘编辑 2004-1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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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诉求政治口号这些说过多少遍,引起二个多月激烈吵架争论的问题,那么多人,包括纽约之外不少朋友,以及我们都亲耳听到的这些东西,并且把全球64筹备会吵得无法达成共识的东西,你一个作证就可以抹杀了?

   又如倪育贤说的排斥法轮功的那些话,后来吵架时唐伯桥再次提出,倪育贤也只好承认的,你也要反过来说我们破坏合作,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何况是一本正经的洪先生,我真是想不通。

   事实就是事实,无论你是否理解,无论你是否认为它符合逻辑,它存在,你就得承认。你不去查清事实,却只听一面之词,就通过理论论证说这不存在。我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当然也不奇怪,从你一开始参与大陆民运,从较早的正义党到现在,凡产生这类争论,你几乎毫无例外不顾一切地站到哪一边。但愿这背后不存在问题。

   (顺便对国内朋友说一句,希望国内的朋友与海外打交道时存个心眼,避免过去某些朋友的教训。)

   一般人能做肯定证明,因为你知道一次,就可以作证“有”。但要作否定证明,作证“无”,你得日夜跟在后面,并且不能疏忽。听说洪先生参加过一次他们排斥不同意见后单独召集的筹备会,于是就了解了一切,可作否定证明了。真有本事!

   下面是我上次的回答,(见附一)。

   再附上参与64筹备的朋友整理的关於筹备工作纪要(见附二)

   既然洪先生有权、有本事为他没有参与的筹备工作作证,那么也请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的洪前没有文字,(印度用文字比中国晚了很多),甚至更早,佛教以前,没有文字,靠印度语言口口相传的很多典籍,汉语和其他国际语言,迄今都很难翻译。包括较后的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的原始佛教,开始也是没有文字,靠口口相传的。但可惜,这样一些优秀的印度语言,也并没有给印度带来多么巨大的进步及优秀的政治社会制度。连梵语梵文,以及这以前更古老的语言本身,也死亡了,可见社会政治制度与语言关系不大。

此文于2006年05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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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义。

   而一部分民运人士中盛行的真正盗用他人名义的邪风,我却没有听到过项小吉先生有任何公开的批评。

   【原文】如果说替赖作证就是要赖的钱,那么,反之,与中共夫唱妇随是否也可推论就是要中共的钱。这里既有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替谁说话就是为了要谁的钱,如果这种逻辑也成立的话,那我们为民主人权说话,也是要民主人权的钱吗?换一种思路,拿了又如何。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台湾人的钱可以拿,犹太人的钱可以拿,美国人的钱可以拿,中国人的钱更可以拿,而且这将是中国民运的主要财源。

   【批注7】各种各样的钱都可以拿,不必分清是捐款还是赃款,这个逻辑想来真是妙极了。看来,销赃物,拿赃款,都是合法的,并且是道德的。但是,在西方,许多注重自己形象的机构,连形象不好的人的捐款也不要,更惶论赃款。美国一个机构就曾经拒绝陆文斯基的大笔捐款,认为她形象不好。

   民运人士究竟还要不要法律底线,政治底线,道德底线?

   民运可以堕落吗?堕落的民运能有救吗?

   【原文】“无罪推定”原则适用于一切法律案件,

   

   【批注8】关于无罪推定,及人类公理正义问题。

   就常识而论,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乃是刑事诉讼的事。因此,无罪推定原则,乃是一个刑事诉讼原则。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後的继续侦察和补充侦察,就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及到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束。项先生说它适用于一切案件,不知法律依据何在?我也不知道那些根本不存在有罪,无罪,甚至不存在过错问题的案件,例如亲子关系鉴定之类,怎么适用无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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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敢批评法轮

   功,帮助法轮功学员摆脱愚昧和迷信,不敢批评伪科学,大力倡导科

   学和真理。没有原则的策略,是没有方向的道路,没有骨头的身体,

   是错误的,立不住脚的。

   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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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林彪“四 力。台独是共产党的实际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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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章中进行了说明。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属于民主的形式的范畴。
     
     当我们的迫切任务是消灭官僚制的时候,“四人帮”却大肆吹捧
   秦皇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官僚制,公开站到官僚制一边,在社会主义的
   今天公开地站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所谓“法家”立场上去,这真是荒
   唐!
     
     这里,还要批驳一个观点,即国家只能由一定阶级中的一部分
   人,少数人组成。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不懂,而且是历史上的无知。古
   期巴达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是整个奴隶主阶级用民主方式组织起
   来的,而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由封建地主阶级按照等级分封制组成。
   在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更必须由多数人组成。因此,
   这个观点也就更加荒谬、错误和有害、反动。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
   种国家。
     
   
        (三)非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及社会主义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国家是纯粹压迫性的,而巴黎公社已经不
   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非阶级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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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唐柏桥,要他对大纽约地区民运团体有

   个交待,这怎么是简单的耍小孩脾气的问题呢?

   随信附上唐柏桥派人到警察局申请集会的副本

   

   吕京花

   6。14。2005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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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的中国,应当清醒一下头脑,在把「和平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前,回想一下赵紫阳当年是如何区分「和平抗议」与「动乱」的。承认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不是「动乱」,承认当年说「六三、六四发生了暴乱」是谎言,就是为防止真正的大动乱到来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国坚定、沉着、自信而又稳妥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同时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辟道路。中国民主化有可能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纽约 ——原载《争鸣》200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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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 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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