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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特务控制反对派

   

徐水良


   

2005-7-5日


   

   

一、谍影处处

   
   
   陈用林等中共外交及情报人员脱离中共,揭露中共利用特务监控反对派的情况,中共特务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
   
   其实,海外民运早已经是风声鹤唳,谍影处处。早在许多年前,江泽民访问美国,就有人在赴波士顿抗议的汽车中偷装窃听器。有的海外“民运”组织,一再被一些异议人士公开揭发为特务组织,“中领馆写作组”,“中领馆六处”等等。
   
   前些时间的王炳章案件,各方互指间谍,绑架诱捕说争论不休。周勇军等人的调查,似乎既否定绑架,又否定诱捕,说明绑架诱捕说的不合逻辑,虽然调查者宥于绑架诱捕成见无法摆脱,但却让明眼人怀疑这整个事件是不是什么人导演的一场戏,怀疑参与的各方演员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彭明及中发联事件,也是一样。彭明自吹没有几个人的中发联有一万多人,四年后要发展到二千万人,使得海外没有经验的人和媒体信以为真,名声大振。中共在中发联中安插了几个人,成为彭明心腹。后来中共发现彭明在严密跟监的情况下去嫖妓,于是设置圈套,预先埋伏,让安插的特务再次诱他去那里去嫖妓,当场抓获,送劳教。中发联迅即为特务控制,连个声明也不发,倒是民运人士进行了营救。彭出国后,又搞联邦政府,结果极其机密的几个人常委会议被窃听录音,中共把录音交给美国,通过外交途径由美国政府对彭施压。最后彭搞假币,在缅甸被中共抓走。
   
   与王炳章案有联系的,还有张宏堡指阎锦新为中共特务,负责对他监控等问题。也有点让人扑朔迷离。张宏堡出来以后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张宏堡竟然能够长期接受身为下级的阎锦新控制,都让人有诸多的想象空间。
   
   类似的例子很多。鉴于篇幅及其它种种原因,有的即使我们亲身经历的确实例子,也不再或不便多说。
   
   

二、人海战术

   
   实际上,中共用来对付反对派的特务,主要是一些低档次保密程度不太高的特务。与那些用于外国军事政治的高档专业特务相差甚远。因为反对派不是国家,没有办法抓特务,人们说反对派抓特务,其实并不确切,除所在国家的情报机构,反对派本身,并没有这个能力。并且由于幼稚和缺乏经验,中国的反对派,往往非常缺乏分辨共产党特务的能力,所以共产党不需要很多高档次特务。对付反对派,他们主要用低档次特务线人的人海战术。
   
   国内有人写文章说海外民运中,中共特务、以及为中共当线人的民运叛徒,占民运总人数的70%,国内则占80%。我们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但根据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垮台以后揭露的情况,为共产党工作的异议人士,占异议人士总数的56-57%,其中包括异议人士中一些最著名的及占据最高层领导的人。这些国家有关档案的解密,共产党对反对派及社会的监控和渗透,让人们普遍感到震惊。据说有的人为此发疯了,因为发现其很信任的亲属,朋友,邻居,妻子,丈夫,家里亲人,原来却是监视其活动的共产党线人。
   
   中共习惯于搞群众运动及人海战术,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共的特务活动与地下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及统一战线完全合而为一,成为一种广泛的人海战术。中共建政以后,不仅有专门的情治系统,而且各级党政系统,也全面特务化,普遍承担起搜集情报和监控统治老百姓的任务。中共以靠拢组织,争取进步,检举揭发,汇报思想之类的名义,企图把全体人民,尤其是幼稚的青少年,变为他们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我们都经历那种全民检举揭发的恐怖时代。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不小心,你就被“积极分子”检举了,成为“反革命”。文革后,尤其是六四以后,这一套愈来愈不灵,于是他们就大大加强特务线人队伍,人数十倍十几倍成长。中共公安国安线人到处钻,连十来个人的单位,往往也安插线人。国内各城市,尤其是深圳等城市,到处是中共情报机构设立、控制的企业,如商店、饭店、旅馆等等。港澳许多公司,也为中共情报机构设立。
   
   中共对反对派控制的力度,远大于东欧。中共在反对派中间安插的人数,应该高于东欧。虽然其比例,不一定达到上面国内有人说的占反对派总人数70%、80%,但应该达到东欧水平即60%左右,或者更高。
   
   

三、“筑巢引鸟,做窝养鱼”

   
   
   专制统治者主动组建、领导和控制反对派,并非中共创造。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这样做。在西方,有一本书,叫《1984》,那里边的独裁者老大哥就是这样做的。相信中共的高层情治人员,有可能读过这本书,仿效老大哥的做法。并且中共往往做的出神入化。
   
   早在中共建政以后,50年代,浙江公安系统就主动组建反共救国军浙南纵队,欺骗台湾,以及大陆反共分子,取得很大成功。
   
   对民运,早在1979年民主墙时期,中共就采用了主动组建民运窝点的办法,控制民运。后来这个办法被称为“筑巢引鸟,做窝养鱼”,取得了很大成功。接着就普遍采用这个办法对付反对派,包括后来的法轮功。中共从镇压法轮功以开始,就采用这种办法。有时还曾调动海外特情,以记者名义,刺探和控制国内法轮功。
   
   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之所以一败涂地,原因就在于1980年以后往往一开始就落入圈套。很多人迄今往往迷信这种圈套的历史,有的“元老”被大家普遍揭发了,但中共一个欺骗行动,例如逮捕判刑,很多人马上就又迷糊了,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共的这种伎俩。
   
   中共把他们79年应用很成功的“筑巢引鸟,做窝养鱼”推广到海外,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同时,还把他们过去控制国统区媒体和群众团体的办法,搬到海外,利用国家力量、商业利益等等进行渗透、拉拢、收买,控制了海外侨界及媒体的绝大部分,甚至严重渗透西方政府设立的中文电台。西方政府往往明知渗透情况,但由于法律上制度上的诸多限制,大多也无能为力。这些亲共势力与反对派内部地下势力配合,使真正的反对派处于孤立艰难的境地。
   
   由于中共的极端残暴专制,往往迫使反对派中的多数向中共屈服,中共往往把其中的一部或大部变成他们不同程度的线人。其中,在中共监狱中竹筒倒豆子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成为中共线人。此外,中共还用各种方式,在海外大搞招安活动,过去中共领导人来访,今年赵紫阳去世,中共极度紧张,都曾经进行招安活动,并且都有个别的或者相当数量的异议人士甚至反对派组织,出卖反对派和民主事业的利益,接受招安合作。至于中共利用有的人亲属去世、经商及其它原因,必须回国的机会,迫使异议人士接受招安合作的情况,更加普遍。
   
   

四、“控制民运,领导民运”

   
   
   通过这种种方式,中共从总体上控制了狭义民运圈,并且正在努力控制法轮功等其它反对派力量。
   
   笔者刚到海外时,听到中共对民运的工作方针是“控制民运,领导民运”,“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等等,还感到有点震惊。但随着时间的深入,才发现,其实中共早已经非常有效地实现了这个方针。牢牢地控制和领导着民运。民运的不少组织,由他们建立或控制,民运的许多活动,由他们发起。他们在暗处,有统一指挥,大陆、港、澳、台,侨界、媒体紧密配合,打击谁,抹黑谁,捧抬谁,孤立谁、冷冻谁,统一作战,很容易把真正的反对派异议人士贬低压制得喘不过气来,把他们想捧抬的人抬到天上。
   
   无论是动用媒体还是动用地下力量,如果用大陆身份的人不行,就动用台湾身份的人,往往效果就奇佳。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势力很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很多部门,包括一些情治部门,往往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不少白色恐怖的案子,其实是共产党搞的。有的地方白色恐怖不是国民党清除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清除国民党。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解放”前父亲是军统少将,败退台湾,后来长期做台湾的港澳情报负责人,实际是共产党港澳情报负责人。文革后被共产党押回浙江关押,当局说他是叛徒,其实是浙江文革泄密,导致中共在台地下人员被捕。他关押到1974年才平反释放。中共动用台湾地下势力,往往有很好的掩护和欺骗作用。因此,中共最早派到美国的间谍和侨界的地下势力,往往来自台湾。
   
   当然中共建立的民运组织,有的已经暴露。但他们有的是人,一批不行再来一批,凡是有可能被民运占领的阵地,创建的组织,他们都要抢先去占领,去创建。所以笔者一直努力,希望真正的异议人士撤离这个沦陷区。
   
   (注:本文应《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先生约稿而写,载《动向》2005年8月号,该刊发表时有少量修改。)

此文于2018年08月2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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