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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舊文:批判“四個堅持”

   1981年獄中舊文:

批判“四個堅持”

說明

   本文是我在1981年5月第二次入獄後,寫于南京市看守所。因為筆者入獄後拒絕在拘留證及逮捕證上簽字,堅持當局對本人的拘捕為非法,拒絕回答一切問題。當局無法審訊,審訊暫停二個多月。兩個多月後,當局再次提審,再次拒絕回答涉及他人的問題及其它大多數問題,為免囉嗦,並闡明有關政治觀點,主要是回答當局詢問的本人反對四個堅持等問題,寫成此文。寫成後請當局上送中共領導。後來此文及其他不少文章,又從勞改隊送出,送許良英及許多先生,並請人轉送胡耀邦先生。後來有關朋友轉告說胡耀邦先生關注此事並曾要求及江蘇放人,但後來江蘇等地報紙如省政法委書記洪沛霖文章卻攻擊說,有的反革命分子惡毒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有的同志卻為之辯護(大意)。後來又成為駁回我的上訴和申訴的理由之一。

   本文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以中共假定的社會主義為前提條件,進行評論,不同前提條件下以及從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可能做出的結論和評論,不屬本文範圍。

   本文是當時條件下,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對四個堅持為代表的中共專制主義的批判中,走得最遠的文章或文章之一。對於迄今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反對派朋友,仍然有一定參考意義。

   此文收入香港出版的《批判四個堅持——南京民運人士徐水良論文集》一書。可惜該書錯漏太多,由於錯漏多,書籍好些地方語句意思也搞不清楚。並且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刪去了本文一個附件,該附件論述如果頑固實行四個堅持,十年之內,必然會產生像當時波蘭那樣的大規模動亂。本次發表,對文稿的一些技術錯兆髁四承┯喺

   ——徐水良2005-12-20日

   致胡耀邦、鄧小平的信

   胡耀邦、鄧小平同志:

   送上《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簡要批判》的材料。我覺得這是一件大事。但過去之所以一直沒有反映這個問題,原因之一,是怕再次坐牢。因為同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十多年長期鬥爭,三年多監獄生活,難以想像的艱難曲折,使我感到萬分疲倦,迫切需要休息(“安定”)及重新學習。而現在,既然再次坐牢了,我覺得就有必要就這個問題談談我的看法,向你們反映,並希望能將這個材料修改後,轉交給有關理論部門、黨內或群眾討論。當然,也許你們會認為這是反革命的,但我仍然希望你們能抽空認真研究一下這些材料,因為認真聽一下反對意見,即使“反革命”的意見,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我不想坐牢,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兒子,不能為生我養我的民族分憂解愁,消災除難,那麼與她一起受難,或达我内心的观点,而且还由于内心压力和内心里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使我一直企图调和同以经济为基础,主张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虽然我从1973年开始集中公开批判专制,主张自由民主。80年代中共以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及“生产力标准”刚出来,我也立刻进行批判,坚持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人的全面发展标准”,及生活素质重于经济指标等思想。但及到八九年六四以後,我才终于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开始批判实践唯物主义(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这些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部理论。以後,我一直为我的理论寻找一个合适名称。我的理论实际上分为三个部分,即哲学,意识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则又包括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策略体系(这是从一个侧面划分)。後来我将社会科学体系命名为“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英文词就是一个:NEW HUMANISM。汉语两个词是这个英语词的不同翻译。其中,策略体系中,我将我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基本策略定为“理性激进主义”策略。但哲学部分,我迄今仍然沿用传统唯物主义名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伪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意识科学,则是我自己使用的新名词,其中的大量术语,也是我自己首先创造使用。

    在这里,理论上的一个困难,是给一个理论命名,有时比创造这个理论本身还要难。而且象人的命名一样,有时会有重名现象。要用非常短的名称,揭示理论的本质,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为使用历史形成的内涵丰富的词可能与过去的理论及他人的理论重名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过去人们使用的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用人的名字来命名。就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new humanism这个名称说来,几年前,我在网上搜索同名情况时,中文没有结果,英文则得到无数的“new”和无数的“humanism”。我的英语水平很低,实在看不出什么结果。後来知道西方教育界有人用于一种教育理论。近来上网搜索,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Humanism)”或者“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者”(Socialist-Humanism)”,也会偶尔提到new humanism新人道主义(或新人本主义)这个词,但只是普通名词而不是专门名词或术语。我们这里是用作专门术语,来命名一种理论体系,即全面批判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的体系,显然与它们是不同的东西。humanism中文翻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在这些中文词中,我比较倾向选择“新人文主义”命名我们的理论,因为这个中文字最能表达这种理论的本质。

   二、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简要历史

    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神本主义思想的专制统治,遍布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架,扼杀一切“异端”思想。七百年前,十四世纪初从意大利但丁等人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後来的启蒙运动,反对神本主义,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提倡人的解放,自由,和自由发展,在政治上则宣扬民主。逐步把欧美带向现代的自由民主社会。在这中间,当然还伴随有宗教改革,新教的产生,也对天主教思想专制产生巨大冲击。但随着资本主义的的发展,以资为本,即以经济为本,以经济,金钱为中心的思想也逐步发展起来。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建立起完全的经济决定论,完全的以经济为本的理论体系,把人类的经济异化提升为人类社会永恒的普遍规律,并不知不觉用这个思想体系去否定和反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即人本主义思想,否定由人本主义思想得到的,已经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那些思想,如人道,人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思想,提倡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和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巨大的反动逆流。

    在中国,神本主义的神学一直没有占过全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诸子百家,如儒家的孔孟思想,大多研究人。儒家学说就是一种以人的伦理道德为主干的理论。到董仲舒等提倡天人合一,最多也只是人神并重【注】。这期间,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占有想当重要的地位。这种民本思想,虽然仍是专制思想,但至少比以君为本的法家极权思想,宗教的神本思想,要进步得多。它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一起,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起过很大作用。曾经使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有时,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分封割据的制度,例如欧洲中世纪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制度,是一种进步。西方只是在很久以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作用下,在人文主义指导下,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才开始超过中国,那已经是满清入关造成中国大倒退以後。

   不过,许多学者把中国的“民本主义”称为“人本主义”,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人本主义”(HUMANISM),也即“人文主义”,是在西方历史中产生的一个名词,有约定俗成的确切含义。它代表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和人道,人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思想。而民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君主专制或全社会)与极少数特权官僚专制主义者
   的矛盾。解决这後一矛盾的方法及形式,将以实际的具体情况为转
   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尽量争取开明的专制主义者。那些与人民为敌
   到底的专制主义者,需要以危害祖国、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罪治罪的
   专制主义者,只是极少数。(取消反革命罪,改为危害祖国、民族、
   人民、国家罪的问题,见本人过去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务必避免苏
   联及我国在过去处理矛盾方面的极"左"及过火行为。尤其应该保护那
   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及治国人才。
              八
   特权官僚专制主义者一直用多种借口回避、反对或拖延实现巴黎公社
   式的民主制问题。他们以克服巴黎公社缺点为名,大肆否定巴黎公社
   的民主原则,推行他们自己的专制主义。他们以生产力落後为名,把
   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推到遥遥无期的将来。似乎他们的"社会主
   义",还不如一百年前小农的法国,和基本上是手工业,尤其是小手
   工业(机器大工业极少)的巴黎。
   历史已经证明,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尤其到今天,不解决取消特权
   官僚专制主义、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就无法
   再继续前进,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将是不
   可能的。企图回避这个问题而先去解决工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及其
   他一系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即使物价改
   革这样并不很困难的问题,也因为特权官僚专制主义的干扰(例如官
   倒)等等,而大大增加了难度。由於这个难度,再加上更为重要的、
   治国者对物价改革问题的无知,使得过去在物价方面的一系列做法显
   得极其轻率可笑。(我们的治国者根本不知道,物价改革的主体部
   分,必须在一至两年内完成,少於一年,时间短完不成,超过两年,
   难度增加,损失增大,也可能完不成或难以完成,当然他们更不知道
   完成物价改革所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
   我们早已指出上述问题,在八四年关于改革问题的论述中,又再次强
   调这一点,(记得当时再次指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於解决人民
   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即民主问题,指出鼓吹一包就灵,企图把农村大
   包干简单推到大工业来解决工业问题,是荒谬的,等等。)这里我们
   又一次强调这个问题,供有关理论及决策部门研究参考。
              九
   社会主义必须确定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根据公民平等的原则,公民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公民(包括公民个人,公民的社会
   组织、社会团体,其中也包括政党,公民的思想等等)一律平等,个
   人和组织不得享有垄断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的特权,法律不得规定或
   承认这种持权、政治权力的垄断,是专制腐败的根源。所有公民、公
   民组织、团体、政党,只能行使人民或一定范围内公民委托的权力,
   而没有超越公民及人民委托的垄断特权(不许他人竞争的特权)。社会
   权力、政治权力、如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对社会的领导权等
   等,都必须由人民选择的公民或公民组织来执行;而公民或公民组织
   只有以其先进性,以其符合人民利益的一切,来赢得人民的拥护,而
   不得依靠强制规定的垄断权。
   法律不得强制赋予任何个人,任何社会集团,社会组织(包括政
   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以凌驾於社会之上的特权,尤其是对行
   政、立法、司法、社会及公众的指导权、领导权,以及领导、统治或
   垄断地位等等重大特权。历史证明,强制规定某某个人的领导特权,
   必然产生个人独裁,强制规定某个政党的领导特权,必然产生一党专
   制,强制规定某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主义等等)的领导、指导地
   位,必然产生思想专制。
              十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国情来说,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未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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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文革中说邓小平是走资派,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
   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道路的。说他是“走资派”至少在政治上是
   莫大的冤枉。八十年代中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之后,知识份子中思想
   比较活跃,要求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这时邓小平发表讲话,反
   对自由化。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
   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
   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
   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
   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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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 挥蟹钦瘟煊蛑械摹缸杂苫埂V泄拿裰骰淮蠡崞究辗⑸ 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不同于上两个世纪,中国不会再有太平天国式借助于宗教的革命,也不会有共产党式的农民革命;军阀割据和混战,在信息化时代,不会再在中国重现。只要是暴力革命,不论是否以「民主共和」为口号,都不可能为中国带来民主。民主制度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建立,舍此别无他途。民主不可能在「大规模暴力」中产生,民主也不可能在军事政变中产生,更不可能在武力统一中国中产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后一个世纪的曲折反覆,中国的民主化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最好的道路就是防止军人专政,走政党政治的道路,而政党政治的第一步,就是学习香港,如何把和平抗议、和平示威与大规模的动乱区别开来。 中国只有民主化才能和平崛起 面对大大小小的抗争和骚乱,如果北京与中国的地方官员只是迷信「防暴警力」,如果中国宁愿通过新闻控制的办法,切断国家的「感觉神经」和「外周神经」,那么,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抗议、示威、骚乱势必酿成一场规模巨大的动乱。许多国家只要经过一次大灾难就能吸取教训,难道经历了「六四」大灾难的中国,还要再经历一次大灾难才能吸取教训吗?在一般情况下,大变革不会凭空而起,因为人们没有普遍意识到需要变革。然而,经历了「六四」灾难又面临真正大动乱的中国,应当清醒一下头脑,在把「和平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前,回想一下赵紫阳当年是如何区分「和平抗议」与「动乱」的。承认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不是「动乱」,承认当年说「六三、六四发生了暴乱」是谎言,就是为防止真正的大动乱到来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国坚定、沉着、自信而又稳妥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同时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辟道路。中国民主化有可能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纽约 ——原载《争鸣》200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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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诉诸任何一种价值观或是宗教。这也就是拉莫所说的中立性之中立的证成(a neutral justifica-tion of neutrality)。甚么是中立的证成?它所指的就是中立性原则本身成立的理据不应该奠基于任何价值观之上。证成中立性所依赖的理据本身就体现了对各种价值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当然,这是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但究竟能否充分地被证明,则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The Liberal Principle of Ligitimacy),哈贝玛斯的D原则,以及拉莫本人的同等的尊重(equal respect)原则,似乎都不是完全中立的。    谈完了中立性的意义及谁应该保持中立之后,我们必须再看看中立的种类。罗尔斯借用了拉兹(Josep Raz )所作的区分,列出下列三种中立性。在这里他以国家作为应该保持中立性的主体,对这三种中立性作出说明:    (1)国家或政府保证(ensure)所有公民都具有相同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价值观。  (2)国家或政府所做的事不意图去(not intended)偏向或提倡某种整全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  (3) 国家或政府不会去做任何事,以使得(make)人们更容易接受某种价值观,除非它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以抵消上述事情。    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理论,就是一个包括各个价值领域的哲学理论或宗教体系。他对(1)及(3)都不能接受。(1)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由于公正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而且是最根本的价值,任何与它冲突的价值观都应该被排斥。至于(3),从常识性的社会政治学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任何公正理论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因此,唯有(2)是可以被接受的。政府要保持中立性所需要做的只是不要有意图地去提倡或促进某一种价值观。    经过上面对于中立性的意义,种类以及谁应该保持中立的讨论之后,关于如何达致中立性的问题的答案就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中立性的理据是由于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我们无法判定那一种价值观较为优越。那么要建立一套使得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们不作倚赖。要达到被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目标,很显然的,这个公正原则本身不能是专属于某些宗教或价值体系的一部份,因为这样的话,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不会接受它。公正本身也当然是一种价值,它与其它领域,例如宗教、艺术中的价值的关系为何?它与每个人的整全价值的体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一个极为困难及重要的课题,有待我们深入地去探讨。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将道德与其它价值领域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为了达致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这个公正体系不能够建基在任何宗教及价值观上。因而,在建立公正体系时,我们应该把价值观用一种罗尔斯所说的回避法(method of avoidance),将它们放在括号内,不去用到它们。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公正原则本身也就不会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也就是说,公正原则对于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最究极的伦理问题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所采取的这种回避法究竟是否行得通?道德价值与人生理想是否可以被区分开来?一种公正体系是否无可分割地与某一种价值观或人生理想有着理论上的联系?这些都是对自由主义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当自由主义者们将对与价值分开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提出很好的理据来证明他们这样做在理论上行得通。自由主义者希望达成的是,在价值主观义的社会中,建立起一套客观并普遍有效的公正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这种乐观的想法的可行性,提出甚么理据来。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的人指出,公正可能也与其它价值或人生理想那样,无法建立起它的客观性。    五、自律,个体性与政府的权限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一篇讨论康德的自由理论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在近三个世纪之内,“我们活在一个诸种解放运动的时代”。紒紟矠这表示着自由这个理念对我们的重要性。这种对自由的重视,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成为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世界解魅使得价值丧失了客观性,它的来源从客观的宗教及形而上实在,转为主观的选择。由于这点,人最宝贵的价值,甚至是人之所以成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基点,就在于他的选择能力。这种对人的看法,把意志的作用提高到成为人性的本质的地位。康德对于理性的主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应该永远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的看法,最能表现出这种现代人对于人作为自由而存在的主体的思想。康德将理性的主体(rational agent)与意志自律以及自律道德连在一起,只有当道德律的订立是脱离自然(外在的与内在的)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才真正的体现了他理性的特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是自由的时候,他才能体现他作为理性主体的特质。自律(autonomy)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    对于康德把自由与道德连在一起的讲法,我们可以借用拉兹的书名将它称为“自由之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弥尔则把自由与理想的人生关连起来。他认为只有一种经由自己选择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他从个体性(individuality)来描述这种经过自己选择的人生。一个人的人生之是否有价值,不在于他选择了甚么,而在于那是他选择的结果。他说:    知觉、判断、辨识之觉察感(discriminitive feeling)、心灵活动,只有在做选择时才被行使。因为风俗而作事的人并没有做任何选择。...如果一个人拥有任何尚可被接受程度的常识与经验的话,他为自己的存在设计的模式是最好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最好,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    在康德哲学中,与自律相对立的是他律(heteronomy)。他律道德之所以不是真道德是由于它淹埋了人作为具有自由的主体的特性;在弥尔,能体现个体性的人生与追随俗众的人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有前者才真正显示出人作为自由的存在这种特性。他们两个的看法,都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根据这种哲学的人类学,人要作为人,就必须有自由去自己作选择。    但是,康德与弥尔的人性论,都把自由这种价值本身视为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东西了。自律及个体性之所以有价值不再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奠基于人性上的客观事实。任何人如果作了一个极端的选择而放弃自己以后作任何选择的自由的机会,例如,自愿去做别人的奴隶,就等于是把自己的人性否定掉了。弥尔指出,因为这个缘故,所有文明社会均禁止奴隶买卖。紒紤矠但是,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岂不是不得不否定所有价值都是主观的这个命题,因为,至少有一种价值──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客观的。我想这是肯定价值的主观性所必然会引出的后果;正是由于价值是主观的,自律及主体性的价值才不得不被提到最高的地位,因为,如果否定了个体性,也就是等于否定了人们为自己制定人生目标的权利,而人之所以能体认他的主体性,是必须透过做选择才能实现的。然而,自由这种价值是有客观性这点,也并不会对价值主观主义造成太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自由具有客观价值,才会显出来其它价值之所以成其为价值乃是由于人做了选择的结果。如果其它价值之所以有价值并非人选择的结果,那么表示它们的价值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因而是客观的,人们对它只能去发现,而不是去选择及创造。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自律或个体性之价值是客观的,与其它一切价值是主观的乃是一体之两面,接受其中的一个论旨,就不能拒绝另外一个论旨。    弥尔与康德的人性理论,使得他们的哲学成为一种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的自由主义(comprehensive liberalism)。整全的理论对于价值的来源、种类以及甚么构成理想的人生都提出它的看法。康德与弥尔都认为理想的人生是一个由自己做选择而活的人生。但是,这对自由主义要作为整个多元社会的基础哲学的野心,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不赞成这种人生理想的人,对人性有不同理解的哲学理论,都可以合理地提出异议来。这就是为甚么自由主义非得做一个政治的转向(political turn)而成为非整全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道理了。    把自由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价值这种想法,对于政治理论有着不可衡量的影响。由于个人选择是一切价值的泉源,国家或政府的功能,就应该奠基在保证主体的道德自由这个目的上。康德认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自由而非幸福的追求。在这点上,他认为效益主义是完全错了。如果自由是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政府及国家的功能,当然应该被限制在只是守夜人的地位。这种最低度的政府,用诺锡克(Robert Nozick)的话来说,只负责防止欺诈、偷盗及责成契约等工作。它只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架构,使得人们在这个架构中,能够追求及实现由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所认为的最理想的人生。弥尔在《论自由》的导言中指出,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证明,“无论是个体地或集体地,人类只有在为了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对别人的行为进行干涉。对于一个文明社群的任何成员,在违反他的意志的情况之下,正当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对其他人的伤害。”紒紦矠他接着说,任何其它的目的,甚至是该行动者自己的利益,都不足以构成对他的自由进行限制的理由。这就是有名的伤害原则。这个原则几乎已经成了现代政治的圭臬。只有把政府的职责及功能作了这样大的限制及规定,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足够的保障。而这种政治哲学后面所依据的就是康德与弥尔对于人性的看法,以及与它密切相关的价值主观主义。这些论旨最基本的表现之一就是政、教的分离。作为守夜人这种最低程度的政府,不再有权对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问题,作任何的置喙。这与古代对于政府功能的看法,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左传》上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所显示的古代政治观,不仅认为政府可以管宗教上的事务,这种事务甚至是政府的专利。这也就是为甚么中国有“作之君,作之师”这种传统了。不仅是中国如此,古代西方也无独有偶地有着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传统。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王所表现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甚至比《左传》上所说的还要更为鲜明。自由主义开创的政、教分离,为现代社会奠定了一个俗世化的政治基础。在这个世界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六、结 语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环节,自由主义为现代的多元社会提供了根本的组织原则。人权、自由、公正、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今天成为人们评价一个社会是否理想的标准。当西方国家用人权作为标准来批评一些非西方国家时,这些被批评的国家所作的响应通常是:由于国情及文化的差异,人权也有不同的标准。它所显示的是,这些被批评的国家也默认人权具有极高的价值。几乎没有人提出过人权是负面的东西,或者人权根本不存在这种说法。这个现象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威力。其次,在那些自由主义还没有充分实现的社会中,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人,所借用的资源也完全是从自由主义那边得来的。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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