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我内心的观点,而且还由于内心压力和内心里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使我一直企图调和同以经济为基础,主张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虽然我从1973年开始集中公开批判专制,主张自由民主。80年代中共以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及“生产力标准”刚出来,我也立刻进行批判,坚持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人的全面发展标准”,及生活素质重于经济指标等思想。但及到八九年六四以後,我才终于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开始批判实践唯物主义(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这些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部理论。以後,我一直为我的理论寻找一个合适名称。我的理论实际上分为三个部分,即哲学,意识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则又包括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策略体系(这是从一个侧面划分)。後来我将社会科学体系命名为“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英文词就是一个:NEW HUMANISM。汉语两个词是这个英语词的不同翻译。其中,策略体系中,我将我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基本策略定为“理性激进主义”策略。但哲学部分,我迄今仍然沿用传统唯物主义名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伪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意识科学,则是我自己使用的新名词,其中的大量术语,也是我自己首先创造使用。

    在这里,理论上的一个困难,是给一个理论命名,有时比创造这个理论本身还要难。而且象人的命名一样,有时会有重名现象。要用非常短的名称,揭示理论的本质,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为使用历史形成的内涵丰富的词可能与过去的理论及他人的理论重名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过去人们使用的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用人的名字来命名。就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new humanism这个名称说来,几年前,我在网上搜索同名情况时,中文没有结果,英文则得到无数的“new”和无数的“humanism”。我的英语水平很低,实在看不出什么结果。後来知道西方教育界有人用于一种教育理论。近来上网搜索,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Humanism)”或者“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者”(Socialist-Humanism)”,也会偶尔提到new humanism新人道主义(或新人本主义)这个词,但只是普通名词而不是专门名词或术语。我们这里是用作专门术语,来命名一种理论体系,即全面批判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的体系,显然与它们是不同的东西。humanism中文翻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在这些中文词中,我比较倾向选择“新人文主义”命名我们的理论,因为这个中文字最能表达这种理论的本质。

   二、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简要历史

    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神本主义思想的专制统治,遍布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架,扼杀一切“异端”思想。七百年前,十四世纪初从意大利但丁等人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後来的启蒙运动,反对神本主义,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提倡人的解放,自由,和自由发展,在政治上则宣扬民主。逐步把欧美带向现代的自由民主社会。在这中间,当然还伴随有宗教改革,新教的产生,也对天主教思想专制产生巨大冲击。但随着资本主义的的发展,以资为本,即以经济为本,以经济,金钱为中心的思想也逐步发展起来。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建立起完全的经济决定论,完全的以经济为本的理论体系,把人类的经济异化提升为人类社会永恒的普遍规律,并不知不觉用这个思想体系去否定和反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即人本主义思想,否定由人本主义思想得到的,已经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那些思想,如人道,人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思想,提倡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和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巨大的反动逆流。

    在中国,神本主义的神学一直没有占过全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诸子百家,如儒家的孔孟思想,大多研究人。儒家学说就是一种以人的伦理道德为主干的理论。到董仲舒等提倡天人合一,最多也只是人神并重【注】。这期间,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占有想当重要的地位。这种民本思想,虽然仍是专制思想,但至少比以君为本的法家极权思想,宗教的神本思想,要进步得多。它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一起,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起过很大作用。曾经使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有时,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分封割据的制度,例如欧洲中世纪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制度,是一种进步。西方只是在很久以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作用下,在人文主义指导下,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才开始超过中国,那已经是满清入关造成中国大倒退以後。

   不过,许多学者把中国的“民本主义”称为“人本主义”,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人本主义”(HUMANISM),也即“人文主义”,是在西方历史中产生的一个名词,有约定俗成的确切含义。它代表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和人道,人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思想。而民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君主专制思想。如果有人一定要称为人本主义,那最多也只是一种非本来意义的“人本主义”。

   而在中国当代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继承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的优秀传统。当然,它将同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自然也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目前的西方,最强大的思想,尤其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界,也往往是经济决定论思想。这是由于西方以资为本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当然也是由于受马克思主义之类理论的影响。但由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的长期熏陶,由于西方社会质朴的人性本性,以及西方社会的人文人本精神,没有象中国那样,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各种理论全面“洗脑”,反复清洗破坏,因此仍然是对抗人类经济异化,对抗其理论表现经济决定论,和金钱崇拜风气的颇为顽强的力量。而我们所以能全面批判经济决定论,形成这种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由我们中国人首先提出来,是由于当代中国受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马列主义荼毒最烈,受害最深,因而认识最深的缘故。经过我们十多年宣传,目前这种新人文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大陆广为流传的思想,据说连中共上层,也不得不开始讲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全面协调平衡发展等问题了。体现了这种理论不可阻挡的威力。

   三、思想,理论、学术界将会产生什么变化

    这种新人文主义理论,将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哲学一起,带来思想、理论、学术界极其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将会全部改写。

    相应的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也将完全改写。

    2、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的政治学理论,也将全部改写。

    相应的法学理论和国家学说,也将全部改写。

    3、道德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理论,政治、经济等方面社会管理的理论,也将作必要改写。

    4、突出政治标准(“政治标准第一”等等),道德标准和思想标准(“诗言志”等)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也必须改写。艺术必须以艺术本身的规律和艺术标准来评价。

    5、受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类的理论影响,以及受过分商业化和非人性异化影响的文化学理论,将会改写和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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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材。但是专制主义压制及扼杀他们。专制主义者大反自由化,压制和
   束缚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及全国人民的自由思想,扼杀他们的创造性。
   专制主义者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盲目无能,毫无预见能力,以致不得
   不采用瞎子摸石头走路(即“摸石头过河”)的办法来走路,来处理国
   家大事,把十亿人的大事作儿戏来摸,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超级
   大船以一个人过小河的“摸石头”办法来驾驶。轻率、盲目、朝令夕
   改、摇摆不定。(陈云同志偶然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即改革是“摸石
   头过河”,结果被专制主义者到处用作掩盖自己无知、无能、盲目而
   毫无预见能力的遮羞布)。(既无高瞻远瞩的预见及领导能力,何不辞
   职?)
   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十亿人民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巨轮按这种
   灾难性的方法行驶(而不管这种方法会使巨轮沉入海底),谁要是有一
   定预见能力,并指出未来应走的航线,他们往往就把他关入监狱。在
   这种情况下,治国水平的低下,及因摸石头开巨轮而造成船毁人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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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就是使大家能够都认为某一种分配在道德上是对的,因而也是公正的。当大家都认为合作与分配是公正的时候,社会的成员就会对它有一种向心力,因而也就使得它能够成为一个团结体(solidarity)。而社会以及其中行使权力的机构也就有了它的正当性(legitimacy)。    自由主义是透过把道德的范围缩小,以及将它的功能转变来完成它提供社会统一的基础的。由一元社会转变为多元社会的同时,社会统一的基础也由宗教及世界观转变为公正原则了。罗尔斯所说的:“公正乃是社会建制的首要美德”紒紛矠 这句话充分表现了公正是多元社会的基础的意义。    四、中立性原则    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自由主义的想法是以公正作为社会统一的基础。但是,以甚么办法来建构这样一个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呢?如果排除掉用强制的力量要人们接受某种价值观之外,唯一剩下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价值观都视为等同,也就是不将它们分别高下。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点,中立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Neutrality)就显得是公正原则最为合理的基础了。拉莫指出,“用来描述自由主义本质性的性格的一个自然的观念就是中立性。”紒紜矠中立性原则的意义究竟是甚么?它相对于甚么东西而言中立?谁应该及如何保持中立?这些问题是任何自由主义理论在建构公正原则时所必须处理的。    中立最典型的应用场合是当两端有争议时,第三者所持取的一种可能的立场。中立的立场指的就是第三者对两端的争议不加评断及干预。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袒,甚至是置身事外。中立国在面对两个国家发生纷争时所采取的立场,最能显现出这些特点。当我们说,一个公正体系要体现中立性时,它的意义也是不偏袒或甚至置身事外。公正原则对甚么东西不偏袒呢?由于公正原则的作用是处理不同价值观的持有者的纷争,因此,它乃是对各种相互竞争,甚至是互不兼容的价值观之间保持中立。保持中立的意思也就是不对它们评定高下。我们用公正原则来讨论中立性的意义时,就自然牵扯出谁或甚么东西应该保持中立的问题。上面所说的是公正原则本身必须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公正原则不应该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但是,除了公正原则之外,还有其它东西应该保持中立。首先,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的论旨之一是政、教分离。它的意义也就是国家在价值观的问题上不应该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而应该保持中立。这种政、教的分离也就是古代与现代政治理论中极为鲜明的不同。我将在后面讨论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想法时对这个论旨做较为详细的分析。除了国家与公正原则之外,还有一层更深意义的中立性。这所指的就是要论证中立性的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不能诉诸任何一种价值观或是宗教。这也就是拉莫所说的中立性之中立的证成(a neutral justifica-tion of neutrality)。甚么是中立的证成?它所指的就是中立性原则本身成立的理据不应该奠基于任何价值观之上。证成中立性所依赖的理据本身就体现了对各种价值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当然,这是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但究竟能否充分地被证明,则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The Liberal Principle of Ligitimacy),哈贝玛斯的D原则,以及拉莫本人的同等的尊重(equal respect)原则,似乎都不是完全中立的。    谈完了中立性的意义及谁应该保持中立之后,我们必须再看看中立的种类。罗尔斯借用了拉兹(Josep Raz )所作的区分,列出下列三种中立性。在这里他以国家作为应该保持中立性的主体,对这三种中立性作出说明:    (1)国家或政府保证(ensure)所有公民都具有相同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价值观。  (2)国家或政府所做的事不意图去(not intended)偏向或提倡某种整全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  (3) 国家或政府不会去做任何事,以使得(make)人们更容易接受某种价值观,除非它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以抵消上述事情。    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理论,就是一个包括各个价值领域的哲学理论或宗教体系。他对(1)及(3)都不能接受。(1)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由于公正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而且是最根本的价值,任何与它冲突的价值观都应该被排斥。至于(3),从常识性的社会政治学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任何公正理论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因此,唯有(2)是可以被接受的。政府要保持中立性所需要做的只是不要有意图地去提倡或促进某一种价值观。    经过上面对于中立性的意义,种类以及谁应该保持中立的讨论之后,关于如何达致中立性的问题的答案就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中立性的理据是由于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我们无法判定那一种价值观较为优越。那么要建立一套使得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们不作倚赖。要达到被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目标,很显然的,这个公正原则本身不能是专属于某些宗教或价值体系的一部份,因为这样的话,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不会接受它。公正本身也当然是一种价值,它与其它领域,例如宗教、艺术中的价值的关系为何?它与每个人的整全价值的体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一个极为困难及重要的课题,有待我们深入地去探讨。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将道德与其它价值领域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为了达致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这个公正体系不能够建基在任何宗教及价值观上。因而,在建立公正体系时,我们应该把价值观用一种罗尔斯所说的回避法(method of avoidance),将它们放在括号内,不去用到它们。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公正原则本身也就不会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也就是说,公正原则对于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最究极的伦理问题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所采取的这种回避法究竟是否行得通?道德价值与人生理想是否可以被区分开来?一种公正体系是否无可分割地与某一种价值观或人生理想有着理论上的联系?这些都是对自由主义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当自由主义者们将对与价值分开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提出很好的理据来证明他们这样做在理论上行得通。自由主义者希望达成的是,在价值主观义的社会中,建立起一套客观并普遍有效的公正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这种乐观的想法的可行性,提出甚么理据来。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的人指出,公正可能也与其它价值或人生理想那样,无法建立起它的客观性。    五、自律,个体性与政府的权限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一篇讨论康德的自由理论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在近三个世纪之内,“我们活在一个诸种解放运动的时代”。紒紟矠这表示着自由这个理念对我们的重要性。这种对自由的重视,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成为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世界解魅使得价值丧失了客观性,它的来源从客观的宗教及形而上实在,转为主观的选择。由于这点,人最宝贵的价值,甚至是人之所以成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基点,就在于他的选择能力。这种对人的看法,把意志的作用提高到成为人性的本质的地位。康德对于理性的主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应该永远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的看法,最能表现出这种现代人对于人作为自由而存在的主体的思想。康德将理性的主体(rational agent)与意志自律以及自律道德连在一起,只有当道德律的订立是脱离自然(外在的与内在的)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才真正的体现了他理性的特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是自由的时候,他才能体现他作为理性主体的特质。自律(autonomy)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    对于康德把自由与道德连在一起的讲法,我们可以借用拉兹的书名将它称为“自由之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弥尔则把自由与理想的人生关连起来。他认为只有一种经由自己选择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他从个体性(individuality)来描述这种经过自己选择的人生。一个人的人生之是否有价值,不在于他选择了甚么,而在于那是他选择的结果。他说:    知觉、判断、辨识之觉察感(discriminitive feeling)、心灵活动,只有在做选择时才被行使。因为风俗而作事的人并没有做任何选择。...如果一个人拥有任何尚可被接受程度的常识与经验的话,他为自己的存在设计的模式是最好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最好,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    在康德哲学中,与自律相对立的是他律(heteronomy)。他律道德之所以不是真道德是由于它淹埋了人作为具有自由的主体的特性;在弥尔,能体现个体性的人生与追随俗众的人生,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 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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