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面临的问题,几乎使每一个稍有头脑的人感到望而生畏。只有没有头脑的人,才会争权夺利,以当然总统,当然领袖自居,并且组建“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者,有军队,有领土,有居民,实际政府也,不过非正式临时而已),自封大总统,无意的或者有意的去败坏民主事业和民主人士的名声。但是,问题既然存在,就不能回避,不能一味害怕,希望献身于于民主事业的人们,能够勇敢认真面对,认真研究,早作准备。

   

   中国未来面临的问题严重而众多,例如:防止和解决无序暴乱问题,争取祖国及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问题,西藏,新疆,尤其是台湾问题,政府,警察怠工和效率问题,人口、就业、社会治安和民生问题,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问题。

   

   第三、我们必须尽可能做好组织准备。这是一个最困难的工作。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存在,即使名义上的反对派力量,也往往在中共渗透的地下势力的控制之中,中国未来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无序混乱。有组织有序的转变和变化,将非常困难。但为了减少我们民族的可能损失,我们仍然必须尽可能进行组织准备。由于民运不是组织,由于中共地下势力对民运圈的左右或控制,根据十多年来,越搞“大团结”,民运越是四分五裂,人数和力量越来越小的教训,我们必须抛弃一味追求数量搞大杂烩的这种思想,重新集结,组建尽可能排除中共势力,有战斗力的力量,人不在多而在精,重点不在势力而在形象,目标不在当前而在未来。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努力集结一个精干的,形象好,有战斗力的力量,我们就能在未来的巨变中,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的民主力量,进步力量,和一切开明力量,团结起来,为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为迎接中华民族的未来巨变,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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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因此,这种殖民地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美国是以独立战争赢得独立的。如果台独一定要把自己比作美国,你们就要准备效法美国打一场独立战争。

   事实上,单方面宣布台独,就是意味着战争。

    九、单方面宣布台独,意味着战争

   我赞成任何人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应该损害他人利益。我也赞成台湾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我不认为这种权利包括单方面宣布独立,从中国分离的权利。因为任何地区的独立,都牵涉到其他地区,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必须经过相关各方协商同意。即使经过战争,也必须以最后的和约来取得法定地位。当然,原来分离的地区和民族走向统一,也必须经过协商。

   我1998年出国後不久,曾经写信建议李登辉采取大胆西进的政策,促使大陆实行自由民主,并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的统一。这个政策的本质,实际上是用台湾的自由民主统一中国。这是我知道的最早的大胆西进的建议。不料李登辉的政策却恰恰相反,是阻止西进,苟安台湾;是承认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合法地位,讨好中共,企图换取中共对台独的承认。

   不久,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台湾方面在民运中的势力群起响应。有人写长篇文章,为李登辉两国论造势;有人以马列余毒的国家概念,论证两国论的合理。说国家,祖国是统治阶级即中共的国家,抹煞祖国、国家的地域意义和全社会意义,制造爱国贼概念,反对爱国主义,为分裂祖国制造舆论。我当时激烈反对两国论及种种谬论,准备写文章进行批驳。在当时一些朋友劝说下,暂时搁笔。但我先后对来美国的侨委会主任焦仁和及陆委会副主任许惠佑力批李登辉做法。说不管你们举出多少不会打仗的理由,你们都只是理性论证。问题是你们这些意见能不能为中共理解和接受。中共是非理性政权,他不可能接受这些看法。而且有大陆老百姓民族主义情绪支持或压力,中共不想打也只好打。因此,无论如何,你们搞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你们没有打仗的心理准备,却硬往这条路上走,必然失败。象六四学生一样,没有摊牌的心理准备,却坚持摊牌道路,幼稚得恨。即使中共搞个海面封锁,你们也不见得能顶住。如果你们要打仗,也应该争取大陆老百姓支持,让大陆老百姓把台湾看成中国自由民主的样板和希望,而不是分裂祖国的地方,你们才有可能获胜。否则,你们就败定了。你们指望美国,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倾全力支持你们吗?焦仁和先生很重视这些意见,说我如果是陆委会主任,我现在就邀请你访问台湾。焦先生回去以後,台湾方面开始公开谈论重视中共非理性的问题。

   事实上,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特别重大的利益。日本为了灭亡中国,就是先割台湾,封住中国门户。因此,任何一个非汉奸的中国政府,都不可能赞成台湾独立。差别只是,中共专制政府不大可能用公颓懊挥形淖郑ㄓ《扔梦淖直戎泄砹撕芏啵踔粮纾鸾桃郧埃挥形淖郑坑《扔镅钥诳谙啻暮芏嗟浼河锖推渌视镅裕穸己苣逊搿0ń虾蟮姆鹜雍退牡茏用堑脑挤鸾蹋家彩敲挥形淖郑靠诳谙啻摹5上В庋恍┯判愕挠《扔镅裕膊⒚挥懈《却炊嗝淳薮蟮慕郊坝判愕恼紊缁嶂贫取A笥镨笪模约罢庖郧案爬系挠镅员旧恚菜劳隽耍杉缁嵴沃贫扔胗镅怨叵挡淮蟆

此文于2006年05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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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义。

   而一部分民运人士中盛行的真正盗用他人名义的邪风,我却没有听到过项小吉先生有任何公开的批评。

   【原文】如果说替赖作证就是要赖的钱,那么,反之,与中共夫唱妇随是否也可推论就是要中共的钱。这里既有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替谁说话就是为了要谁的钱,如果这种逻辑也成立的话,那我们为民主人权说话,也是要民主人权的钱吗?换一种思路,拿了又如何。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台湾人的钱可以拿,犹太人的钱可以拿,美国人的钱可以拿,中国人的钱更可以拿,而且这将是中国民运的主要财源。

   【批注7】各种各样的钱都可以拿,不必分清是捐款还是赃款,这个逻辑想来真是妙极了。看来,销赃物,拿赃款,都是合法的,并且是道德的。但是,在西方,许多注重自己形象的机构,连形象不好的人的捐款也不要,更惶论赃款。美国一个机构就曾经拒绝陆文斯基的大笔捐款,认为她形象不好。

   民运人士究竟还要不要法律底线,政治底线,道德底线?

   民运可以堕落吗?堕落的民运能有救吗?

   【原文】“无罪推定”原则适用于一切法律案件,

   

   【批注8】关于无罪推定,及人类公理正义问题。

   就常识而论,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乃是刑事诉讼的事。因此,无罪推定原则,乃是一个刑事诉讼原则。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後的继续侦察和补充侦察,就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及到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束。项先生说它适用于一切案件,不知法律依据何在?我也不知道那些根本不存在有罪,无罪,甚至不存在过错问题的案件,例如亲子关系鉴定之类,怎么适用无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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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都不信马克思主义,我们那么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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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敢批评法轮

   功,帮助法轮功学员摆脱愚昧和迷信,不敢批评伪科学,大力倡导科

   学和真理。没有原则的策略,是没有方向的道路,没有骨头的身体,

   是错误的,立不住脚的。

   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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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林彪“四策方面的足够重视,这就是打破农村和城市互相分割成二元
   社会的问题,我们的许多政策不是打破这种分割,而是强化这种分
   割,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打破这种分割,首先必须取消对农民的一系列歧视性做法。例如
   取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为限制和固定
   划分,必须实行择业和迁徙自由,必须取消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提
   高工业品价格的做法,必须取消对农民的一系列限制。农村公民和城
   镇公民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一律平等。
   不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我们就无法进入现代社会。因此,这是
   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注:短论原文尚有另外几个部分,因时间问题未整理)
   1988年9月写于镇江江苏二监
(为“自由化”平反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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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非阶级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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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唐柏桥,要他对大纽约地区民运团体有

   个交待,这怎么是简单的耍小孩脾气的问题呢?

   随信附上唐柏桥派人到警察局申请集会的副本

   

   吕京花

   6。14。2005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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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的中国,应当清醒一下头脑,在把「和平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前,回想一下赵紫阳当年是如何区分「和平抗议」与「动乱」的。承认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不是「动乱」,承认当年说「六三、六四发生了暴乱」是谎言,就是为防止真正的大动乱到来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国坚定、沉着、自信而又稳妥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同时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辟道路。中国民主化有可能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纽约 ——原载《争鸣》200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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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不是完全中立的。    谈完了中立性的意义及谁应该保持中立之后,我们必须再看看中立的种类。罗尔斯借用了拉兹(Josep Raz )所作的区分,列出下列三种中立性。在这里他以国家作为应该保持中立性的主体,对这三种中立性作出说明:    (1)国家或政府保证(ensure)所有公民都具有相同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价值观。  (2)国家或政府所做的事不意图去(not intended)偏向或提倡某种整全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  (3) 国家或政府不会去做任何事,以使得(make)人们更容易接受某种价值观,除非它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以抵消上述事情。    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理论,就是一个包括各个价值领域的哲学理论或宗教体系。他对(1)及(3)都不能接受。(1)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由于公正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而且是最根本的价值,任何与它冲突的价值观都应该被排斥。至于(3),从常识性的社会政治学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任何公正理论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因此,唯有(2)是可以被接受的。政府要保持中立性所需要做的只是不要有意图地去提倡或促进某一种价值观。    经过上面对于中立性的意义,种类以及谁应该保持中立的讨论之后,关于如何达致中立性的问题的答案就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中立性的理据是由于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我们无法判定那一种价值观较为优越。那么要建立一套使得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们不作倚赖。要达到被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目标,很显然的,这个公正原则本身不能是专属于某些宗教或价值体系的一部份,因为这样的话,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不会接受它。公正本身也当然是一种价值,它与其它领域,例如宗教、艺术中的价值的关系为何?它与每个人的整全价值的体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一个极为困难及重要的课题,有待我们深入地去探讨。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将道德与其它价值领域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为了达致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这个公正体系不能够建基在任何宗教及价值观上。因而,在建立公正体系时,我们应该把价值观用一种罗尔斯所说的回避法(method of avoidance),将它们放在括号内,不去用到它们。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公正原则本身也就不会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也就是说,公正原则对于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最究极的伦理问题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所采取的这种回避法究竟是否行得通?道德价值与人生理想是否可以被区分开来?一种公正体系是否无可分割地与某一种价值观或人生理想有着理论上的联系?这些都是对自由主义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当自由主义者们将对与价值分开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提出很好的理据来证明他们这样做在理论上行得通。自由主义者希望达成的是,在价值主观义的社会中,建立起一套客观并普遍有效的公正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这种乐观的想法的可行性,提出甚么理据来。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的人指出,公正可能也与其它价值或人生理想那样,无法建立起它的客观性。    五、自律,个体性与政府的权限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一篇讨论康德的自由理论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在近三个世纪之内,“我们活在一个诸种解放运动的时代”。紒紟矠这表示着自由这个理念对我们的重要性。这种对自由的重视,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成为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世界解魅使得价值丧失了客观性,它的来源从客观的宗教及形而上实在,转为主观的选择。由于这点,人最宝贵的价值,甚至是人之所以成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基点,就在于他的选择能力。这种对人的看法,把意志的作用提高到成为人性的本质的地位。康德对于理性的主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应该永远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的看法,最能表现出这种现代人对于人作为自由而存在的主体的思想。康德将理性的主体(rational agent)与意志自律以及自律道德连在一起,只有当道德律的订立是脱离自然(外在的与内在的)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才真正的体现了他理性的特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是自由的时候,他才能体现他作为理性主体的特质。自律(autonomy)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    对于康德把自由与道德连在一起的讲法,我们可以借用拉兹的书名将它称为“自由之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弥尔则把自由与理想的人生关连起来。他认为只有一种经由自己选择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他从个体性(individuality)来描述这种经过自己选择的人生。一个人的人生之是否有价值,不在于他选择了甚么,而在于那是他选择的结果。他说:    知觉、判断、辨识之觉察感(discriminitive feeling)、心灵活动,只有在做选择时才被行使。因为风俗而作事的人并没有做任何选择。...如果一个人拥有任何尚可被接受程度的常识与经验的话,他为自己的存在设计的模式是最好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最好,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    在康德哲学中,与自律相对立的是他律(heteronomy)。他律道德之所以不是真道德是由于它淹埋了人作为具有自由的主体的特性;在弥尔,能体现个体性的人生与追随俗众的人生,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 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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