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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之路

   

徐水良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南京


   

   
   一,大变革的前夜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这一点,是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感到了的。目前的国内,腐败盛行,其严重程度,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都是少有的,甚至是空前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府不得人心,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国人的愤恨和反对,以致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告诉笔者,已经没有几个共产党员不反对共产党了。各地民变蜂起,突发事件层出不究,老百姓纷纷用干柴烈火,火药桶和导火索来形容目前的中国的局势。出雨欲来风满楼,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日益迫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二、两条道路
   
   我们正在继续努力,竭尽全力,争取走和平的渐变的平稳转轨的道路,希望这条道路有利于减轻我们民族的损失和苦难。但是客观情况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一方面中共当局坚持其一专制的专制主义立场,迟迟不愿实行迅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迅速实行社会生活的广泛的自由化以及政治上的多党民主制,而这种迅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又是防止大规模动荡,走渐变的平稳转轨道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又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因此走突变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三、如果走革命道路,它将是什么样的道路
   
   告别革命的理论,捏造客观历史,杜撰历史规律,只承认渐变的改良道路,否认突变的,革命的道路,造成了很大的无知,混乱、胆怯和无能,它的错误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它的水平低下,思想幼稚,明显不符合历史及客观规律,一旦对它进行批判,不难解决。困难的是真正把握历史和现实,通过艰苦研究,真正搞清楚如果走革命道路,未来的道路将是什么样的,这种革命将是什么革命,而我们期望和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革命。
   
   许多人一想到革命,马上想到的是毛泽东,孙中山时期的革命概念,马上要搞毛泽东和孙中山式的革命。我们的研究认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将会重复苏联和东欧的道路模式,可能是匈牙利式的接近渐变的道路,可能是其它国家的突变的革命道路,但决不是毛泽东式或孙中山式的,更不是格瓦拉式的。
   
   还有少数人,把革命与恐怖活动等同起来,这是非常错误的,非常有害的。民运必须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把恐怖主义当作最大的敌人之一。
   
   四、和平还是流血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即使未来中国走突变的革命道路,这种革命也将是和平的和比较和平的,即使带有暴力,它附带的暴力也将较少。它不大可能像罗马尼亚那样带有较多暴力。我们认为,六四的血不会白流,如果没有六四,未来流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有了流血的六四,未来流血的可能性就相当小。六四教育了全国人民,并且使专制主义者自己震惊。将像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各方面一样。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即使有少数专制主义者,他们也不可能再像邓小平那样疯狂,那样发疯,而且也不可能再有这种疯狂和发疯的能力,也不再会有那样多追随者和胁从者。邓小平在六四,已经费尽了吃奶的力气,他的后继人即使花出更多的吃奶的力气,也已经不可能得逞,甚至不可能有很大的作用。而在人民这方面来说,不会再像六四那样,以学生为主,工人农民很少参与,而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不会再像六四那样软弱幼稚,不敢推翻中共。目前的不满情绪,农民最甚,工人其次,知识分子排在最后。此外,在未来的大变动中,武装力量的士兵,作为老百姓的子女,有可能站在人民一边,至少不大可能再像六四那样,对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不过,对他们的工作,目前是非常非常薄弱的,亟待加强。由于力量对比与六四大不一样,这就决定未来的突变是较为和平的。
   
   五、组织问题
   
   笔者在七三年投入民运动前,详细研究了在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从事民主事业,将会采取的方式。笔者认为,过去那种先搞组织,再进行有组织活动的那样一种活动方式,即“先组织,后行动”的方式,在社会主义专极权制国家这种极为专制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自那以后,及到目前笔者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包括不久前王炳章先生到南京时,我当面对他谈的意见(包括我地去讲过多次的力量对比规律,那几年我向朋友讲各种力量对比及其总和问题时,再三指出组织力量仅仅是其中的各种力量中的一种,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唯一力量。)一九七四年杭州人民反对翁森鹤及王洪文之流的斗争,证实了我的研究成果,即反对社会主义专制将以突发形式出现。组织的产生还是突发事件产生以后的事,也就是说,是“先行动,后组织”。因此,在七五年的大字报中,我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后来民运的发展,如四五运动,八九民运及以后东欧的许多事例,也一再证实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先组织,后行动的习惯思维,仍然在我们许多朋友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且在比较冒失的朋友及比较胆怯的朋友两个极端的身上,都表现得很突出。在胆怯地要求工人理解服从当局,取消和停止自己游行示威权利的同时,又冒失地,迫不及待地号召工人马上成立独立工会,而不顾成立独立工会的条件并不成熟,并不可能的客观实际,不顾上述规律而要求工人先组织、后行动,先成立独立工会,再进行抗争,以及其他很不现实的、纯粹是头脑幻想中的可笑东西,就是例子之一。
   
   但是,在“先行动”的同时,必要的非组织的“准组织”形式,却是应该以高超的组织艺术加以形成和维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后组织”的问题就在尽快提上日程。这种既积极又不冒失的策略,才是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策略。
   
   另一方面,客观实际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新思维”,就是变化的例子之一。在中国,当中共政府签署批准两个国际公约以后,“先组织、后行动”的方式及成立政党的问题,自然将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对这种变化不做准备,显然也是不对的(按:利用克林顿访华之机,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已将此事提上日程,他们做得很对),至于秘密组织,当然是必须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讲到。
   
   六、实现民主靠什么?
   
   有些朋友缺乏必要的耐心,违背客观规律,企图单纯靠民运人士来完成中国的民主事业,甚至企图以少数人的冒险以至恐怖行为来实现民主,这是很错误的。民主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它靠的是十二亿人,而不是靠少数人的冒险。光有民运人士的努力是不够的,它必须依靠于广大人民的觉悟和行动。民运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唤起民众”,而不是冒险。
   
   另外,有人还企图以少数人的冒险来制造突发事件,笔者在批评这种企图时指出,不实行民主,突发事件迟早会发生,但人为制造突发事件,却是要失败的。
   
   民运必须反对冒险行为。少数人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似乎只是少数人的冒险,导致的往往以他们有他们的行动自由来辩护,但事实上,少数人的冒险,导致的往往是全局性的巨大损失,甚至是全局的失败。就像过去少数人的不良行为,导致民运全局性的巨大损失一样。
   
   但目前情况,主要的错误倾向,不是冒险,而是胆怯。
   
   七、公开还是秘密?
   
   采取公开活动(组织)方式,还是秘密活动(组织)方式?这个问题争论激烈。但事实上,采用公开方式还是秘密方式,这是每个人,每个组织的私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问题只是两者的具体内容是否合理或是否合法?强行用一种方式反对另一种方式,是剥夺他人自由的专制行为。但这里有几条原则必须遵守:
   
   1,两者都必须合理或合法。
   
   2,必须由客观情况及其规律和客观需要来决定。
   
   3,公开和秘密两条线必须严格分开,后者即秘密战线,还必须分为许多独立的分开的部分,严格分工。
   
   分开的各个部份,不能以互相串通的方式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以所谓一、二、三线的划分使两条线交叉串通。有的朋友回国时既找公开的,又找秘密的,就违反了这一原则。
   
   4,已经公开了的人物不得参与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八、素质问题
   
   民运发展到现在,官方已很难加以损害。能够损害民运的,正是民运人士自己。从民运内部来损害民运,这是破坏民运的最有效方法。六四以后,一些民运人士给民运造成的伤害,至今仍使人深感惨痛。当时的大好形势,很大程度上由这些朋友自己葬送的。这些民运人士给民运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官方的镇压。官方的镇压,使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都倾向民运,但民运人士的不良表现,却使人们,甚至部分民运人士远离以至厌恶民运。
   
   提高人的素质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首要问题,也是民运的首要问题。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不是经济,而是全民族的素质。而民运素质的提高,对克服及消除中共几十年来对中华民族素质不断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至前重要的意义。
   
   为提高民运素质,有必要做好以下几点:
   
   1,每个民运人士都应该刻苦学习,提高自己思想认识水来。
   
   2,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在目前民运缺乏统一组织的条件下,应该好好起草一个共同的道德规范,由尽可能的民运人士共同签署,以发誓遵守。
   
   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首先高尚的人。
   
   3,对道德水平较低的人,一要批评,二要宽容。
   
   在某种意义上,民运内部的建设,比外部与专制主义的斗争,更加重要。尤其在目前条件下,更是这样。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南京

此文于2016年04月2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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