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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内部反对共产党

   在共产党内部反对共产党

   已经认识和反对中共专制的共产党员,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国和平呼吁广大中共党员退党的建议是一种选择,可以给共产党造成道义、信心等方面的损失。如果形成潮流,对共产党的打击将更大。但也可以作另外的选择,例如在共产党内部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他们一再强调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特别重视清除党内异己力量。过去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采取以地下势力掌握国民党区域的绝大部分报纸媒体,以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做法,没有这些媒体,没有打入国民党重要岗位的人员,例如曾经负责作战部的刘裴,国民党在东北最高统帅卫立煌等的配合,共产党不可能这么顺利打败国民党。据前些年在一定范围公开的消息,卫立煌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国民党东北这个仗,还有不败的道理吗?有志气反对专制的中共党员,可以学一学共产党这有效的一招,以便等待时机,给共产党致命一击。因为这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做法,比起退党造成影响后后失去作用,反而让共产党清除异己巩固内部,意义更大。

   ——网路文摘编辑 2004-1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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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诉求政治口号这些说过多少遍,引起二个多月激烈吵架争论的问题,那么多人,包括纽约之外不少朋友,以及我们都亲耳听到的这些东西,并且把全球64筹备会吵得无法达成共识的东西,你一个作证就可以抹杀了?

   又如倪育贤说的排斥法轮功的那些话,后来吵架时唐伯桥再次提出,倪育贤也只好承认的,你也要反过来说我们破坏合作,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何况是一本正经的洪先生,我真是想不通。

   事实就是事实,无论你是否理解,无论你是否认为它符合逻辑,它存在,你就得承认。你不去查清事实,却只听一面之词,就通过理论论证说这不存在。我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当然也不奇怪,从你一开始参与大陆民运,从较早的正义党到现在,凡产生这类争论,你几乎毫无例外不顾一切地站到哪一边。但愿这背后不存在问题。

   (顺便对国内朋友说一句,希望国内的朋友与海外打交道时存个心眼,避免过去某些朋友的教训。)

   一般人能做肯定证明,因为你知道一次,就可以作证“有”。但要作否定证明,作证“无”,你得日夜跟在后面,并且不能疏忽。听说洪先生参加过一次他们排斥不同意见后单独召集的筹备会,于是就了解了一切,可作否定证明了。真有本事!

   下面是我上次的回答,(见附一)。

   再附上参与64筹备的朋友整理的关於筹备工作纪要(见附二)

   既然洪先生有权、有本事为他没有参与的筹备工作作证,那么也请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的洪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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