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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和绝对性问题

   

徐水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南京光华门


   

   
   把什么都一下子拉到抽象的绝对相对之类范畴中,作离题万里的抽象无谓的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很多朋友在未能清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影响前,也往往落入这类巢臼。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的辩证法,乃是一种诡辩性的简单化的,并且按马-恩-列-斯-毛的秩序依次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贫乏的哲学。不具体研究问题而以简单化对简单化,以诡辩对诡辩,以混乱对混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简单化对简单化,勇气可嘉,可是道理不足,意义不大。
   
   我曾怀着崇敬心情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结果却逐步依次否定毛泽东、斯大林、列宁(这是七十年代),及到最后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这是迟至九十年代初),总共深入研究了三十多年。因此对马列主义深有所知。马克思主义所一直否定或批判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人道、善等等人类最一般、最普遍、最共同、最根本的东西,因而被马克思主义斥之为最“抽象”的东西,其实却是人类最宝贵、最基本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肯定,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矛盾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专政学说,社会主义学说的彻底批判,另外也包括对经济学说中的错误,尤其是价值和剩馀价值学说中的错误的彻底批判。
   
   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就是与客观必然性或人的规范规定相对的,人们不受束缚地随意行动的可能。毛泽东等把斯宾诺莎的名言,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误作自由的定义。其实,斯宾诺莎的话(由恩格斯引用。恩格斯认为是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叙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只是说的两极对立中包含的同一,也即自由中包含着必然性内容。
   
   自由是人权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人权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是当代人权问题的核心。自由包括人的生活、生产、学习、思想、言论、经济、政治、教育、娱乐、消费、文化、个人、家庭、社会,总之是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不是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习惯所称经济、政治、思想在领域。也不仅是“三个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生存是人类的最低目标,自由是人类的最高目标,“自由化”化得越彻底,越好,反自由化就是反全人类,尤其是反对人类的未来,做人类公敌。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自由又受必然性及正确规范的制约,这种规范是人类对客观必然性的反映。自由和规范的关系,也正是客观世界偶然和必然关系在人类主观中的反映。如自然规范、技术规范、经济规范、教育规范、文化规范、婚姻规范、生活规范、家庭规范(家规等等),语言、逻辑规范、思维规范、道德规范(包括人道、人性规范),规章,纪律、制度、法、法律、法规等等等等。正确规范保护人的自由,错误规范损害或扼杀人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到,以“自由不是绝对的”为借口来诡辩地否定自由,和用“自由是绝对”的说法来为自由辩护,都是可笑的。“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这里的“绝对”指的是绝对的绝对,即完全的绝对,那它们完全是废话,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绝对的东西。对此,已有无数人加以论述。但如果这里的“绝对”指的是相对的绝对,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意义上的绝对,那是完全的谬误。马克思主义者好像是在空谈废话,其实他们都是在特定条件下,特定场合讲这句话,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否定相对的绝对,即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意义上的绝对,特别是否定自由对人类进步的绝对意义,在现实社会中的绝对意义等等。从而否定具体的自由民主,甚至“绝对”排斥自由民主。其实他们应该多说说“没有绝对领导”之类的问题,而不是到处讲,到处要求“党的绝对领导”。因为领导问题绝不像自由问题那样,牵涉全人类的所有领域,从而对人类生活有某种绝对意义,领导问题而只涉及管理领域,并且只涉及少数生命有限的领导人或组织(其它人只是被领导),远远不是人类和现实社会的“绝对”。相反,有的民运朋友们为了肯定其一定意义上的绝对,却又无条件地说它们是完全绝对的。在理论上,两者都是错误的。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前者方向根本错误,而后者,方向还算正确,但这并不排除今后某种时候,后者可能也会产生方向错误。
   
   另外,在偶然和必然,自由和规范问题上,以经济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马克思主义者,是决定论者;而我们崇尚科学、人权、自由、民主,以人和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则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主张单线的历史发展论;而我们肯定世界历史中多元多线发展的历史,这就给人以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顺便说一下,像哲学及其它领域一样,毛泽东最多只有初级理论的入门水平,因此,他以其理论上的无知,把自由、民主及其它完全不同的许多问题搅得极度混乱,把议论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把开明专制中的专制者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把学术自由,甚至把说服教育(一种温和专制的教育方式),就成是民主。还把民主与分散等同起来,当作集中的对立面,实际上民主和专制都是集中的不同方式,都属于集中的范畴,分散则与自由的范畴相连。这些,虽然只是毛泽东无数理论笑话中的一种,但其影响仍普遍存在,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中,自由民主等许多问题仍是极度混乱的一锅粥,即使民运的朋友中,也是这样。我很尊敬的一个勇敢正直的老先生(也是近二十年的忘年交),也一再说民主包括自由,把自由,把保护少数(保护少数是自由和人权的组成部分)等等说成是民主的组成部分,还有把自由“提升为民主”等等说法,完全混淆和颠倒了两者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的不同意见,老先生颇为光火。其实,民主仅仅是管理等领域的范畴,而自由,却涉及人类的一切方面,自由的范畴要比民主广泛得多。我们可以把民主包括到自由中,却不能把自由包括到民主中。当民主还远远没有产生的时候,自由早已经产生,自由伴人类而生,民主是自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使在当代,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但民主却迟迟没有产生和实现。至于在古代,当然会有原始的少量自由,但却没有民主。正像当代有些学者研究所证明的那样,民主决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断言的那样,是人类原始社会就自发产生的,原始社会是一种民主社会;恰恰相反,人类最早的民主是古希腊民主,这也是古希腊人民经过长期曲折复杂的发展和奋斗,在逐步否定原始的专制(王政、寡头专制等等)之后,又从殖民地搬回城邦制度,才在本土发展成城邦民主制。这是希腊人民的伟大创造,伟大的希腊人民为全人类奉献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受束缚、不自由、专制、战争等等,都是人类愚昧野蛮的产物,把战争等等说成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典型的、无视历史的胡说八道之一。战争是原始社会频频发生的,只是当时人们原始的联合和组织规模、范围有限,才使战争规模较小,它们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灭。而人类总是逐步走向文明,开化,逐步进步的。十多年来,我曾一再说过,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为先决条件,相对于自由而言,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民主是对自由和人权的保护手段。虽然民运的目标是民主,但这仅是中间目标,民运的最终目标是人权和自由。自由原则高于民主原则。民主如果不服从于人权和自由原则,包括人权和自由原则中保护少数的原则(民主本质上是多数原则,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它必须以少数原则加以补充),在特定情况下变成对少数,尤其是对异端的自由和人权的侵犯,变成多数的专制和暴政,也是很可怕的。例如中世纪和当代的某些宗教的狂热专制,以火刑来对付异端,还有希特勒德国的民族主义,即“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狂热专制,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宗教式狂热情况下产生的多数专制,都相当可怕。不过以上所举从总体上,基本都是专制暴政条件下的情况,民主社会的多数暴政相对说来远远少得多,它见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些情况,美国民权运动以前对黑人和少数民族的歧视等等。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正式名称是“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名称是墨索尼里提的,此后的法西斯主义也往往自称民族社会主义如吴奈温的缅甸式社会主义等等,企图以民族主义获取虚假多数以实行暴政。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则向他们靠拢。
   
   在美国,通过独立运动和独立战争,使人权和自由原则从总体上得到确认,并使其中的多数原则(民主原则)得到基本落实,但人权和自由原则中的少数原则,则在以后经过南北战争和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权运动,才得到基本落实。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可见少数原则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彻底的民运人士当然必须以彻底的民主为目标,如果仅仅以争取少许人权和自由为满足,便是不彻底的、懦弱的。如果那一天,中共在老百姓压力下,被迫给老百姓反对中共的言论自由,只要没有实行民主,这种自由不过是被迫实行的开明专制下的自由而决不是民主。但是,彻底的民运人士除了以彻底的民主为目标外,还必须争取少数原则的实现,从而实现彻底的人权和自由。
   
   以上这些问题,对于民运和中国的未来,也将是很重要的问题。
   
   
   2001年6月18日按:有一个台湾朋友说,台湾人可以自由表达统一或独立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其实这仅仅是目前台湾民主制度下的自由之一。

此文于2016年04月2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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