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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徐水良


   
   
   前天写《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一文,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农民工、临时工、合同工,应享有普通职工的同等权利,在独立工会中应与普通职工地位一律平等。独立工会还应努力为他们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争取取消对他们的一切歧视,其中包括违反迁徙自由原则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人为划分,使农民工及他们的子女享有城市户口的一切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工人应该认识到: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业社会与城市工业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是妨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是与现代社会完全不相称的,也是中共分裂工人和农民,以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不清除这种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农民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段,应加在最后一点中间。八十年代,我曾在有关文章中论述过这个问题。

   
   目前城市中的农民工,从农村来的临时工和合同工,农村到城市的打工仔,他们负担了企业和城市中很大一部分,有的地方甚至是大部最繁重的工作,但他们却被迫处于最差的境况,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成为二等、三等、四等工人,他们是城市中最无权、最悲苦的群体。他们虽然事实上是工人,却被固定在农业户口中,他们做着最繁重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最一般的福利,他们的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权利,成为都市中的文盲新来源。这样的人口有数千万至上亿(不计他们的子女),再加上乡村工业中户口为农民的工人(也有上亿),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中最贫苦最悲惨的“阶级”,是农民,在公社化以后饿死的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也是农民。现在,他们也是对中共政权最不满的群体。这些年来,农村中的突发事件,实际上远远超过城市,只是很少为外界所知。以我的家乡杭州为例,我的老家富阳,邻近的萧山、余杭,近年来都曾发生过数千人至数万人的骚乱,富阳的骚乱,延续数天,出动军队,开枪,抓捕数百人方镇压下去。其它地方的骚乱,也时有的所闻。今年四月我去北京,在数十名便衣,为数在五、六辆以上的汽车,以及摩托车、自行车的跟踪包围下,度过一周,然后又在他们的跟踪包围下乘车离京。同座的有几个黑龙江南下打工的农民,当他们得知我们是被便衣包围跟踪的民运人士时,找便衣不在旁边的机会,偷偷告诉我们,说农民恨死共产党了,他们家乡的农民就曾经骚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打死二人。去年底,我曾经遇到邓小平老家出来打工的农民,我问他们:“你们家乡农民很喜欢邓小平吧?”他们回答说:“喜欢个屁,农民都恨死他了,为他们邓家的事(为修故居、为故居建路,把老百姓的坟墓迁离邓家祖坟所在的坟山等等)老百姓暴动,出动军队方镇压下去。”我想他讲的暴动,一般就是骚乱,上面二个黑龙江农民也说暴动。他们还说邓家子女花几亿元在县里建厂,说是扶贫,但农民对他们绝无好感。一般说来,当局对农民的镇压较少顾忌,动用武力也远较城市为随便。
   
   农民是实现中国民主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共宣传下,农民的形象是歪曲的。在民主墙时期,很多民运人士以为农民不支持民主,以马列主义理论,以农业社会,以农民占大多数来解释中国当代的专制现象。我当时力主现在的中国农民像工人和知识分子一样迫切期望民主,但也不敢肯定过去的民主问题与农民、工人之类的“阶级”划分无关。其实,美国的民主是由农夫建立起来的,而希特勒的纳粹专制则主要由工人和市民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则更主要由工人建立起来。因此,民主问题与农民或工人的问题无关,而只与人及其群体的素质和发展程度有关,也与人及群体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密切程度等有关。
   
   近几年的村级选举,中国农民表现之好,远出于我这样生长于农村,老家仍在农村,这些年又常常再去农村,自以为对农村情况深为了解的人的预料之外。开头,农民并不信任中共的选举,所以也往往把这种选举当玩笑和闹剧来对待,所以到处传的是某某某某大款出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二十万买选票竞选当村长的消息,农民也愿意卖自己的选票,在农村、在县城,这类事被当作似乎是合法的事来谈。这时,农村的共产党组织也往往干预选举。但很快,农民发现自己的选票是有用的,可以把中共组织安排的候选人顶下来,选上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因此,迅速变得认真起来。到今年,农民对选举是相当认真了。购卖选票的事还有,但起的作用不大,因为如果严格按无记名方式选举,农民吃了候选人的饭,拿了他的钱,背地里照样不投他的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熟知的候选人的人品及他的施政纲领、施政演说来选择。我们家乡是一村一姓,家族势力很为严重,我和老同学老朋友都担心家族势力控制选举,但结果,这样的情况却还没有发现过。(而在过去党支部领导下,这却是经常的事,党支部与家族势力结合)。虽然目前的村级选举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不太民主的选举,但中国农民已经开始在村级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这大大压制了村级腐败风气(因为上下左右腐败的包围、因为财务不公开,腐败风气只是受压制而不是清除),否则,农村的矛盾还会更尖锐。
   
   除了民主问题外,我们要为农民呼吁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反对贪官污吏,反对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反对欺压农民,加强服务性措施,为农村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尤其是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及科技水平。建立独立农会或独立的农业工会,以维护农民利益,对农民的法律救助以及其它等等。而特别重要的还有两点,一是取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取消违反迁徙自由的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人为的二元划分,实行中国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二是农村及其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这是由二元划分产生的结果,并且有过去集体经济的影响,除了打工仔外,中国农村仍有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力。像我们家乡一带,一人只有几分田,劳动力大部处于富余状态,这对农村是一个极大的压力,需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加以解决。
   
   (1998年1月初写于南京,载《北京之春》1998年3月号)

此文于2016年04月2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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