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负有帮助引导民众责任的朋友,千万不要用幼稚或错误的思想去误导民众。

    ——2005-9-15日

   贪官们可以抢走太石村账本,以掩盖和销毁他们的罪证,但抢不走道义和民心。太石村选举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村民们在贪官们动用暴力镇压、歪曲事实,封锁消息、破坏选举以及其他一切非法手段施加高压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的大胜。但这是一个很初步的胜利,今后的道路还长,愿太石村村民继续奋斗,吸取前一阶段村民本该掌握到自己手中的账册和其中贪官们的罪证,却因为某些朋友沉溺于甘地主义之类幻想和迷梦,被贪官们夺走的教训,千万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当局的承诺。一定要把决定太石村命运的自由民主权利,牢牢掌握到村民自己手中。

    ——2005-9-16日

   这次太石村事件,连一贯被大家称为中共辩护士,亲共写作组,甚至点名为国务院写作组的冼岩等等,都罕见地站到反对当地地方政府的一边,并且做出一些不错的分析,写出一些不错的文章,认为:“从番禺区政府对太石村财务帐的紧张关注程度,甚至不惜在事件已成为海内外媒体与网络关注焦点的敏感时刻动用武力强行解决,不难推断其中必有猫腻——太石村财务帐中必定存有某些大人物腐败行为的证据。”“现在答案已昭然若揭:番禺区民政局这样做并非有什么可使自己免责的高明借口,而是由于事涉某大人物的罪证,不管事后能否免责,它当时都必须将盖子捂紧,令罢免一事进行不下去。”这说明当地政府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实在太过明显。Я耍c敵對階級的鬥爭仍然存在;而且宣稱,階級鬥爭(而且是與敵對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即階級專政,仍然需要堅持;而且不是一般的“堅持”,甚至還是基本原則,即基本的,也即普遍適用的東西,(注意:決不僅僅是適用於“一定範圍”,誰要把它限制在“一定範圍”內,誰就是反對把它當作“基本原則”,而是當作“局部原則”,就是反動透頂!)是不可變更的東西。雖然他們有時也假惺惺地宣稱,階級鬥爭不再是基本的或主要的矛盾,不再是基本的東西即產生其他一切的普遍存在的東西,而僅僅是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東西,但這種鬥爭的最高形式,即階級專政,郤仍然是“基本原則”,這是什麼妙不可言的邏輯!

   然而,既然敵對階級已經消滅,專政的對象又是指向誰呢?敵對階級已經消滅了,階級專政的對象消失了,可是對敵對階級的階級專政仍然需要堅持,同上一謬論一樣,這種說法,不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又是什麼呢?有人說,敵對階級消滅了,但壞人仍然有,專政就是針對他們的。這真是妙極了!又一個妙不可言!原來,針對敵對階級的階級專政,不是對階級的,而是對不成為階級(或不表現為階級)的個人的!人類既然不能使人人都成為天使,既然永遠達不到絕對完美無缺的地步(否則,人類社會就永遠不能前進了,人類的歷史將終結),那麼,任何社會,任何人都不能保証人類從此不會產生個別壞人(無論是原始社會或未來社會)。因此,按他們的高見,階級專政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此問題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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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没有超越公民及人民委托的垄断特权(不许他人竞争的特权)。社会
   权力、政治权力、如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对社会的领导权等
   等,都必须由人民选择的公民或公民组织来执行;而公民或公民组织
   只有以其先进性,以其符合人民利益的一切,来赢得人民的拥护,而
   不得依靠强制规定的垄断权。
   法律不得强制赋予任何个人,任何社会集团,社会组织(包括政
   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以凌驾於社会之上的特权,尤其是对行
   政、立法、司法、社会及公众的指导权、领导权,以及领导、统治或
   垄断地位等等重大特权。历史证明,强制规定某某个人的领导特权,
   必然产生个人独裁,强制规定某个政党的领导特权,必然产生一党专
   制,强制规定某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主义等等)的领导、指导地
   位,必然产生思想专制。
              十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国情来说,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未引起
   理论及决乎都不是完全中立的。    谈完了中立性的意义及谁应该保持中立之后,我们必须再看看中立的种类。罗尔斯借用了拉兹(Josep Raz )所作的区分,列出下列三种中立性。在这里他以国家作为应该保持中立性的主体,对这三种中立性作出说明:    (1)国家或政府保证(ensure)所有公民都具有相同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价值观。  (2)国家或政府所做的事不意图去(not intended)偏向或提倡某种整全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  (3) 国家或政府不会去做任何事,以使得(make)人们更容易接受某种价值观,除非它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以抵消上述事情。    罗尔斯所说的整全理论,就是一个包括各个价值领域的哲学理论或宗教体系。他对(1)及(3)都不能接受。(1)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由于公正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而且是最根本的价值,任何与它冲突的价值观都应该被排斥。至于(3),从常识性的社会政治学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任何公正理论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因此,唯有(2)是可以被接受的。政府要保持中立性所需要做的只是不要有意图地去提倡或促进某一种价值观。    经过上面对于中立性的意义,种类以及谁应该保持中立的讨论之后,关于如何达致中立性的问题的答案就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中立性的理据是由于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我们无法判定那一种价值观较为优越。那么要建立一套使得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们不作倚赖。要达到被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目标,很显然的,这个公正原则本身不能是专属于某些宗教或价值体系的一部份,因为这样的话,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不会接受它。公正本身也当然是一种价值,它与其它领域,例如宗教、艺术中的价值的关系为何?它与每个人的整全价值的体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一个极为困难及重要的课题,有待我们深入地去探讨。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将道德与其它价值领域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为了达致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正体系,这个公正体系不能够建基在任何宗教及价值观上。因而,在建立公正体系时,我们应该把价值观用一种罗尔斯所说的回避法(method of avoidance),将它们放在括号内,不去用到它们。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公正原则本身也就不会对任何价值观有所偏袒;也就是说,公正原则对于甚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最究极的伦理问题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所采取的这种回避法究竟是否行得通?道德价值与人生理想是否可以被区分开来?一种公正体系是否无可分割地与某一种价值观或人生理想有着理论上的联系?这些都是对自由主义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当自由主义者们将对与价值分开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提出很好的理据来证明他们这样做在理论上行得通。自由主义者希望达成的是,在价值主观义的社会中,建立起一套客观并普遍有效的公正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这种乐观的想法的可行性,提出甚么理据来。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的人指出,公正可能也与其它价值或人生理想那样,无法建立起它的客观性。    五、自律,个体性与政府的权限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一篇讨论康德的自由理论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在近三个世纪之内,“我们活在一个诸种解放运动的时代”。紒紟矠这表示着自由这个理念对我们的重要性。这种对自由的重视,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成为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世界解魅使得价值丧失了客观性,它的来源从客观的宗教及形而上实在,转为主观的选择。由于这点,人最宝贵的价值,甚至是人之所以成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基点,就在于他的选择能力。这种对人的看法,把意志的作用提高到成为人性的本质的地位。康德对于理性的主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应该永远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的看法,最能表现出这种现代人对于人作为自由而存在的主体的思想。康德将理性的主体(rational agent)与意志自律以及自律道德连在一起,只有当道德律的订立是脱离自然(外在的与内在的)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才真正的体现了他理性的特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是自由的时候,他才能体现他作为理性主体的特质。自律(autonomy)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    对于康德把自由与道德连在一起的讲法,我们可以借用拉兹的书名将它称为“自由之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弥尔则把自由与理想的人生关连起来。他认为只有一种经由自己选择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他从个体性(individuality)来描述这种经过自己选择的人生。一个人的人生之是否有价值,不在于他选择了甚么,而在于那是他选择的结果。他说:    知觉、判断、辨识之觉察感(discriminitive feeling)、心灵活动,只有在做选择时才被行使。因为风俗而作事的人并没有做任何选择。...如果一个人拥有任何尚可被接受程度的常识与经验的话,他为自己的存在设计的模式是最好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最好,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    在康德哲学中,与自律相对立的是他律(heteronomy)。他律道德之所以不是真道德是由于它淹埋了人作为具有自由的主体的特性;在弥尔,能体现个体性的人生与追随俗众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