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果有人一定要称为人本主义,那最多也只是一种非本来意义的“人本主义”。

   而在中国当代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继承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的优秀传统。当然,它将同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自然也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目前的西方,最强大的思想,尤其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界,也往往是经济决定论思想。这是由于西方以资为本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当然也是由于受马克思主义之类理论的影响。但由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的长期熏陶,由于西方社会质朴的人性本性,以及西方社会的人文人本精神,没有象中国那样,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各种理论全面“洗脑”,反复清洗破坏,因此仍然是对抗人类经济异化,对抗其理论表现经济决定论,和金钱崇拜风气的颇为顽强的力量。而我们所以能全面批判经济决定论,形成这种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由我们中国人首先提出来,是由于当代中国受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马列主义荼毒最烈,受害最深,因而认识最深的缘故。经过我们十多年宣传,目前这种新人文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大陆广为流传的思想,据说连中共上层,也不得不开始讲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全面协调平衡发展等问题了。体现了这种理论不可阻挡的威力。

   三、思想,理论、学术界将会产生什么变化

    这种新人文主义理论,将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哲学一起,带来思想、理论、学术界极其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以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将会全部改写。

    相应的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也将完全改写。

    2、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的政治学理论,也将全部改写。

    相应的法学理论和国家学说,也将全部改写。

    3、道德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理论,政治、经济等方面社会管理的理论,也将作必要改写。

    4、突出政治标准(“政治标准第一”等等),道德标准和思想标准(“诗言志”等)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也必须改写。艺术必须以艺术本身的规律和艺术标准来评价。

    5、受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类的理论影响,以及受过分商业化和非人性异化影响的文化学理论,将会改写和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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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度转弯?吕京花无言以对。最后唐柏桥提出就全球六四纪念委员会提出的口号每人发表看法,结果是七人反对,他们是薛伟、倪育贤,吕京花,张菁,陈明、小蔡、刘青。表示不反对的有徐水良,唐柏桥,姚振宪,陈立群,苏阳,梁玉峰、李继光,李大勇、唐元隽、谭竞娥(中国人权还有一两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发表意见,不计入在内)。会议最后达成协议,两个活动的筹办人相互支持,将两个活动办好。同时,会议无异议通过,正式确定所有这次与会成员均自即日起正式成为筹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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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林彪“四R>    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
   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注4)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中共高层反对自由化最坚决、最持久的是邓
   小平。文革中说邓小平是走资派,实际上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
   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道路的。说他是“走资派”至少在政治上是
   莫大的冤枉。八十年代中期在胡耀邦任总书记之后,知识份子中思想
   比较活跃,要求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这时邓小平发表讲话,反
   对自由化。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
   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
   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
   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
   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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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了口气。

   7)唐柏桥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了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的声势和规

   模。

   8)唐柏桥不承认曾经到市警察局登记集会。

   9)筹委会从警察局拿到了由唐柏桥负责联系授权的集会许可申请文

   件的副本。

   10)唐柏桥东窗事发后无法辩解,转而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出

   言伤害我们的家人,企图转移视线,干扰大家对他今年破坏六四纪念

   活动的追究。

   

   我不知道唐柏桥六四前后的活动是否受中共指使,但至少是做出亲者

   痛仇者快的蠢事吧。我们揭露唐柏桥,要他对大纽约地区民运团体有

   个交待,这怎么是简单的耍小孩脾气的问题呢?

   随信附上唐柏桥派人到警察局申请集会的副本

   

   吕京花

   6。14。2005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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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的中国,应当清醒一下头脑,在把「和平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前,回想一下赵紫阳当年是如何区分「和平抗议」与「动乱」的。承认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不是「动乱」,承认当年说「六三、六四发生了暴乱」是谎言,就是为防止真正的大动乱到来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国坚定、沉着、自信而又稳妥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同时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辟道路。中国民主化有可能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纽约 ——原载《争鸣》200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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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诉诸任何一种价值观或是宗教。这也就是拉莫所说的中立性之中立的证成(a neutral justifica-tion of neutrality)。甚么是中立的证成?它所指的就是中立性原则本身成立的理据不应该奠基于任何价值观之上。证成中立性所依赖的理据本身就体现了对各种价值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当然,这是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但究竟能否充分地被证明,则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The Liberal Principle of Ligitimacy),哈贝玛斯的D原则,以及拉莫本人的同等的尊重(equal respect)原则,似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 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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