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全社会)与极少数特权官僚专制主义者
   的矛盾。解决这後一矛盾的方法及形式,将以实际的具体情况为转
   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尽量争取开明的专制主义者。那些与人民为敌
   到底的专制主义者,需要以危害祖国、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罪治罪的
   专制主义者,只是极少数。(取消反革命罪,改为危害祖国、民族、
   人民、国家罪的问题,见本人过去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务必避免苏
   联及我国在过去处理矛盾方面的极"左"及过火行为。尤其应该保护那
   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及治国人才。
              八
   特权官僚专制主义者一直用多种借口回避、反对或拖延实现巴黎公社
   式的民主制问题。他们以克服巴黎公社缺点为名,大肆否定巴黎公社
   的民主原则,推行他们自己的专制主义。他们以生产力落後为名,把
   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推到遥遥无期的将来。似乎他们的"社会主
   义",还不如一百年前小农的法国,和基本上是手工业,尤其是小手
   工业(机器大工业极少)的巴黎。
   历史已经证明,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尤其到今天,不解决取消特权
   官僚专制主义、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就无法
   再继续前进,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将是不
   可能的。企图回避这个问题而先去解决工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及其
   他一系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即使物价改
   革这样并不很困难的问题,也因为特权官僚专制主义的干扰(例如官
   倒)等等,而大大增加了难度。由於这个难度,再加上更为重要的、
   治国者对物价改革问题的无知,使得过去在物价方面的一系列做法显
   得极其轻率可笑。(我们的治国者根本不知道,物价改革的主体部
   分,必须在一至两年内完成,少於一年,时间短完不成,超过两年,
   难度增加,损失增大,也可能完不成或难以完成,当然他们更不知道
   完成物价改革所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
   我们早已指出上述问题,在八四年关于改革问题的论述中,又再次强
   调这一点,(记得当时再次指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於解决人民
   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即民主问题,指出鼓吹一包就灵,企图把农村大
   包干简单推到大工业来解决工业问题,是荒谬的,等等。)这里我们
   又一次强调这个问题,供有关理论及决策部门研究参考。
              九
   社会主义必须确定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根据公民平等的原则,公民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公民(包括公民个人,公民的社会
   组织、社会团体,其中也包括政党,公民的思想等等)一律平等,个
   人和组织不得享有垄断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的特权,法律不得规定或
   承认这种持权、政治权力的垄断,是专制腐败的根源。所有公民、公
   民组织、团体、政党,只能行使人民或一定范围内公民委托的权力,
   而没有超越公民及人民委托的垄断特权(不许他人竞争的特权)。社会
   权力、政治权力、如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对社会的领导权等
   等,都必须由人民选择的公民或公民组织来执行;而公民或公民组织
   只有以其先进性,以其符合人民利益的一切,来赢得人民的拥护,而
   不得依靠强制规定的垄断权。
   法律不得强制赋予任何个人,任何社会集团,社会组织(包括政
   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以凌驾於社会之上的特权,尤其是对行
   政、立法、司法、社会及公众的指导权、领导权,以及领导、统治或
   垄断地位等等重大特权。历史证明,强制规定某某个人的领导特权,
   必然产生个人独裁,强制规定某个政党的领导特权,必然产生一党专
   制,强制规定某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主义等等)的领导、指导地
   位,必然产生思想专制。
              十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国情来说,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未引起
   理论及决 力。台独是共产党的实际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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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章中进行了说明。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属于民主的形式的范畴。
     
     当我们的迫切任务是消灭官僚制的时候,“四人帮”却大肆吹捧
   秦皇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官僚制,公开站到官僚制一边,在社会主义的
   今天公开地站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所谓“法家”立场上去,这真是荒
   唐!
     
     这里,还要批驳一个观点,即国家只能由一定阶级中的一部分
   人,少数人组成。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不懂,而且是历史上的无知。古
   期巴达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是整个奴隶主阶级用民主方式组织起
   来的,而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由封建地主阶级按照等级分封制组成。
   在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更必须由多数人组成。因此,
   这个观点也就更加荒谬、错误和有害、反动。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
   种国家。
     
   
        (三)非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及社会主义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国家是纯粹压迫性的,而巴黎公社已经不
   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非阶级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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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唐柏桥,要他对大纽约地区民运团体有

   个交待,这怎么是简单的耍小孩脾气的问题呢?

   随信附上唐柏桥派人到警察局申请集会的副本

   

   吕京花

   6。14。2005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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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 的中国,应当清醒一下头脑,在把「和平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前,回想一下赵紫阳当年是如何区分「和平抗议」与「动乱」的。承认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和平抗议不是「动乱」,承认当年说「六三、六四发生了暴乱」是谎言,就是为防止真正的大动乱到来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国坚定、沉着、自信而又稳妥地迈出这一步,中国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同时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辟道路。中国民主化有可能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纽约 ——原载《争鸣》200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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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现象充分表现出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型态,没有任何其它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享有这样尊崇的地位。虽然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但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有别的理论,可以取代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现代社会存在一天,自由主义就还是它的基础哲学。    注释:  ① 这篇文章是韦伯在1920年临去世之前几个月为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所写的导言。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将它收在他所译的韦伯的TheProtestant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内(New York: Scribner's,1958)。有关韦伯的理性理论,请参阅Wolfgang Schlucter, The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r. G. Ge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1),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 p.415.  ③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enry D.Aike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43  ④ 有关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及其证成”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将出版)  ⑤ 柏林(I. Berlin)对多元主义的定义与此不同,他认为多元主义是指价值有许多不同的源泉(sources)。见他的The Crooker Timberof Humanity (New York: Knoft, 1991), pp11-14, 79-80, 87-89。如果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义的。  ⑥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2  ⑦ Jurgen Habermas, “The Legitimation Problem in theModern State", 本文收在他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pp.183-5。  ⑧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81), pp.47-9。Murdoch本人并没有提到逻辑经验论,她只提到英国的经验论及分析哲学。Hilary Putnam在转述Murdoch的观点时,则提及法国存在主义及逻辑实证论,见他的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154。  ⑨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6), pp.105-6。  10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st e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71), p.3。  11 Larmore, “Political Liberalism”, 本文收在他的The Morals ofModernity 中,p.125。  12 Rawls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见他的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7, 217;Habermas 的D原则,见他的Moral Consciousness andCommunicative Action tr. 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p.66, 93,121;Larmore的同等的尊重,则见他的Morals of Modernity, pp.134-41。  1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192-3。对于这种中立性的区分,见Josep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 pp.114f。  14 Charles Taylor,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本文收在他的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18。  15 康德的道德理论,见他的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Morals, tr.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有关康德的自律及理性主体的看法,见Taylor前引的文章,以及Charles Larmore ,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6-84,并可参看Michael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4。  16 J. S. Mill, On Liberty, 收在The Philosophy of J. S. Mill(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1), pp. 253, 262。  17 Mill, On Liberty, p.304。  18 有关政治自由主义,见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及Larmore的The Morals of Modernity。    19 Mill, On Liberty, p.197。

( 进口西方垃圾文化的教训和覆辙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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