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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温家宝和中共当前面临的抉择

   

徐水良


   

2003-12-15日写


   

   
   中共党内不是铁板一块。我在98年出国以前,每逢进厂或者到宿舍和工厂附近的街道上,常常有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围过来与我聊天。这些共产党员们常常告诉我,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已经反对共产党了,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和腐败。党的上层,专制顽固势力的力量虽然要比基层强得多,但基层情况不可能不反应到上层。虽然迄今为止,党的上层,还没有产生民主派,但也会不时产生一些开明人物,这就形成了共产党内守旧顽固势力和开明势力的较量。
   
   朱学渊先生认为中共目前面临走向民主还是走向更加专制的抉择。我也赞同这个说法。但是,如果中共要想继续生存下去,胡、温等中共领导人要对历史有所交代,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走向民主。
   
   一段时间来,主要是从SARS即非典以后,中共不少人开始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有人在SARS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经济为中心的思想,主张以人为中心。连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也开始初步认同“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全面均衡协调发展”等思想,(这是我们已经宣传了十六七年的思想),开始在一些报告和讲话中主张这种思想。中共的少数开明媒体,开始主张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虽然,中共上层尽力调和这种先进思想与中共僵化思想的矛盾,甚至明知基本路线的错误而不认,或者企图把这些先进思想纳入“三个代表”的陈旧口号、框框和套路之中。但是,只要中共一定时期内不收回,不倒退,那么,新人本主义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逐步席卷中国的理论界。只要胡锦涛温家宝不愿背叛这种人本主义选择向后倒退,重走邓小平江泽民从一定程度的开明走向顽固守旧的倒退道路,那么,他们就将不得不一步一步抛弃僵化思想和极权专制制度,走向人权、自由、民主。
   
   在抉择道路的这个关键时刻,胡锦涛温家宝先生和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邓小平、江泽民及赵紫阳时期的有关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一、邓小平江泽民的教训
   
   一般新的领导人,总是希望有所作为,对历史有所交代。因此,自文革后期异议人士发出要求民主的呼声,并且为四五运动以后的老百姓所接受,之后,新的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一般总是希望走向开明和民主。即使像邓小平这样的独裁者,也是这样。他重新上台以后,支持民主墙大字报,讲民主。但一当大权在握,出于专制制度本性及专制习惯,立刻就反过来,听不得不同意见,仅仅三个月,支持民主墙大字报言犹在耳,就开始镇压民主墙取消大字报收紧言论自由,当然,当时个别异议人士盲目冒险抨击邓小平的行为,加速了邓小平的镇压。这种行为引起全国民主墙朋友的普遍反感。因为当时许多人都清楚邓小平也是独裁者,笔者76年到79年,就在私下一再对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分析过这一点,要大家有所准备。但大家都遵守当时达成的共识或者会议决议,即在当时条件下不公开反对邓小平,以尽量争取发展时间,据北京朋友介绍,北京民刊联席会议为此还作了决议。没有其它人违反决议以此去出风头。但个别人违反会议决议,损害整体利益的行为,事后却被海外捧为英雄,被捧为民运最著名的领袖,继续给民主运动造成损害。这正是历史的大讽刺!邓小平后来越来越专制,先后以非法手段推倒两个总书记,最后成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列于人类最大刽子手之一的行列。
   
   目前作为顽固势力总代表的江泽民,当他摆脱邓小平垂帘阴影之后,也曾经有过类似过程。江泽民曾庆红等也曾经想在民主上有所作为。记得1997年底,我针对异议人士中的伪改良主义三十年,五十年实现民主的说法,写了《中国改革简纲》,在海外杂志和电台上发表,说如果中共想避免革命道路,走改良道路,应该以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由民主。那几年,南京公安曾经要求我能将我的文章交给他们,他们保证送到最高领导人手里,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没有接受不在海外发表的要求。所以我的文章往往也送给他们一份。我注意到不久以后,江泽民曾经大谈2010年实现民主的“远大目标”。当时,海内外不少知识分子寄希望于江泽民,海外媒体甚至称为小阳春。1998年出现的中国民主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中国民主党产生以后,我作为民主党海外发言人,曾经告诫海内外朋友,要在政治上有必胜的把握,就必须比你的对手自己更了解和预见他的特点和未来不同情况下的必然作为。我说江泽民是平庸的小聪明,想青史留名,但又缺乏眼光和魄力,叶公好龙,如果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他会反过来镇压。所以我这个持激进主义策略的人,在王有才获释以后,一再主张组党过程要缓进,反对激进,避免急躁。当时我提出暂停发展,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内人士,有个适应过程。这个意见一度为大家接受,成为海外决策。但不久以后,正义党等一些可疑人士就违背这个决策,采取盲目冒进策略。不久,山东筹委会成立,欢呼“党禁冲破了,自由万岁!”我还发表了严厉的声明,批评 “被没有到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盲目乐观情绪,指出“党禁还远远没有冲破”,世界日报和海外电台发表了这个声明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冒进行为,已经无法制止。我决定辞去海外发言人职务。王有才先生也对这种混乱可疑情况感到无可奈何,也提出辞职,但他未能辞去。结果,果然如我预料,江泽民开始对民主党大规模镇压,并进一步加大力量,大力渗透和控制。从此以后,江泽民转向保守,最后终于成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
   
   
   二、赵紫阳的教训
   
   赵紫阳是另一种类型。他开头以开明面目出现,而且确实比较开明。但在胡耀邦下台以后,赵紫阳的形象却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及到八九民运大潮的冲击下,赵紫阳选择同情学生,反对军事镇压的立场,他的形象又转为正面。(不过,同情和支持还有一定距离,如果赵紫阳先生不下台,王丹这些人还是要坐牢的。)
   
   笔者在八九年以前,就是对赵紫阳既无反感,但又不觉得信任的一个。1988年,中共十三大刚刚结束,我曾经写文章,以相当尖锐的语言,批评赵紫阳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基本路线”及“生产力标准”,批判以经济为中心和四个坚持。主张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指出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正在日益迫近”,“时间已经不多了”。同年12月,我还写了一份给中共领导的上书,提出“为了防止大规模冲突”,建议恢复胡耀邦职务,赵紫阳辞职,邓小平退休,释放政治犯,平反自由化,开放党禁、报禁,等等。文章和上书当时设法带出寄给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严家其等先生,浙大朋友及中共领导。不久以后,报上发表赵紫阳先生讲话,说反革命敌对分子攻击基本路线中央领导等等。胡耀邦态度不得而知,但据浙大原党委书记张黎群回忆胡耀邦文章,说胡耀邦听到人们恢复他职务的要求,非常激动,说想不到人们对他这么谅解。(借此机会,我非常感激浙大老书记、老校长,老前辈黄固,张黎群,许良英等等,他们在我逆境中强烈推荐和保护我,甚至在我身陷囹圄时多次派人营救我。)由于赵紫阳先生的保守态度,八九民运刚开始时,学生矛头一度对向他,如打高尔夫球等质疑。因此学生开始不是要求他这个与胡耀邦相称的总书记接见,而是要求不相称李鹏接见。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赵紫阳站到较为同情学生的一边,李鹏却站到了对立面。李甚至还愚蠢到把学生要求他接见,对他表示信任的行为,误解为与他过不去,反对他的行为。
   
   然而,由于赵紫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老百姓建立起互信关系,同时,更由于赵紫阳胆怯保守的态度,不敢公开反对邓小平,不敢乘机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相反,在世行讲话时,公开拱手把中国的领导权交给邓小平。一方面推卸责任,一方面想以此讨好邓小平。结果,反而被邓小平认为是鼓动群众反对他。这与后来的叶利钦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叶利钦的合法性和群众基础等条件,还远不如赵紫阳。由于这两个原因,最终导致八九民运和赵紫阳先生本人的悲剧。
   
   如果胡锦涛温家宝真想改革,他们必须吸取赵紫阳的教训,尽快建立与老百姓的深度互信,这种互信必须由领导人自己的表现来建立,而不可能让老百姓迁就理解来实现,因为中共的秘密政治,老百姓不可能单靠自己了解来“理解”。当然,胡温更需要有推倒太上皇的魄力。必要的时候,条件成熟时,还可以逼迫太上皇不得不做荒唐事,或者摊牌,以加速其垮台,并借以破除阻力,推进改革。当然,这里也不排除胡锦涛温家宝也可能选择走向专制的路,但是,这是他们和共产党的死路。
   
   胡锦涛温家宝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只要能起到某种过渡作用,就可以名垂青史。

此文于2018年08月2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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