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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镜自视(2)

   
   在余杰经过六四鲜血的洗礼少年老成,立下远大志向的年纪,我还是个放任自流的少女。家里和学校因我的成绩不错而不深究我的随心所欲。当然我也有考上大学的愿望,但迷恋《我是一片云》之类的小说。上课时,我会呵欠不断,但一拿起《我的路》等人物传记,我便精神抖擞。我借口学英文,向家里要了一台录音机。在我学《英语九百句》的同时大听靡靡之音。第一次高考公布成绩时,二哥拿着我的成绩单说,怎么政治,历史这些死记硬背的科目,你都没考及格?你的记性不挺好的嘛!一盘《水仙花》,你不都能从头背到尾吗?我的高考成绩虽让亲友和老师失望,但没人责怪我,我也不以为然。后来我妈作主让我在原校插班留了一级,我才得以考上了她的理想大学,因为她满心希望我能当上王海容似的翻译。
   
   
   上大学后,在我满十八岁时,有人劝我申请加入共产党,我还动过心,但因我不知怎么写申请书,又懒得照抄而作罢。倒是有感而发,写过一篇短文,提倡同学们别随地吐痰。稿件投给学校广播站,被采用。但因情况不见好转,所以即使有稿酬鼓励,我也不曾再接再厉,继续写作。

   
   我那时热衷于写信。中文的德文的写了不少。其中以给一交大才女和北大才子写的信为最。才女是我16岁起的知己,才子是我大四的恋人。从我珍藏至今的几十封信来看,我们的思想境界都不及刘荻,因为我们的交流仅限于自身的提高,不关注社会,不涉及时弊,更谈不上反共。他俩分别是所在学校的高才生,学生干部,都考上研究生,也都深受异性所扰。甚至有男生因才女打架,有女生为才子自杀。依此看来,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情思应该算是自由的,尤其对我而言。
   
   在自由的思想交流中我们三人的一致性是畏天敬神,忏悔原谅。在我和才女只知互相忏悔彼此原谅时,才子在87年12月15日写到:“我打算圣诞之夜去天主教堂,一则为父母的反复嘱托,二则为向天主袒露我负疚的内心,三则是求天主保佑我的沛笑颜常驻。”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北京有个宣武门教堂。“圣诞子时弥撒,教堂里人山人海,但我还是尽心虔诚地为我们进行了祈祷。弥撒散时,已到深夜两点,冒着凛冽的寒风回校,我也全然无感觉。”
   
   
   在我从家乡给刚上大学的才女写了两封信后,她回答到:“我是在孤单中长大的,从小一个人,现在好了,有你,你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朋友。沛媚,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知心朋友,算是我的幸运,我象你一样感谢上帝。我有什么想法,忧愁都可向你倾吐。人生一世,知音难觅,我俩要尊重爱惜这份情义。让我们彼此自我解剖,提高自己,警戒对方。让我们互相帮助,携手前进。”我们做到了这点,直到她后来一头扎进一位港夫的怀抱。即使没她消息,我也未停止给她写信,去年我又找上门去。
   
   很难想象那时没有她这样的朋友,我今天停留在哪里。每次她都会在我忘乎所以时发来警告:“大渝来信告诉我去看你了,说你不想家,挺贪玩的……我要提醒你,不能太放纵。你的毅力,自制力都需要培养锻炼。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一种控制自己感情和行为的本领,理智和意志。如果意志薄弱,感情至上,那就太浅薄了。不要为一时的欢乐丧失你的意志,远大的目标。”
   
   我虽然也好学,有上进心,但象只蜜蜂一样,东一下西一下,漫无目标。而她进大学不久就表示:“从现在起,我得为将来考研究生,读博士打算,反正得一步一步向上走。”
   
   她认为“我们修养还太低,思想个性不成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学习”,谈恋爱不仅会分心,带来感情风波和实际问题,比如分配。“我们该少说话,多做事,不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针对我荡漾的春情,她写到:“我希望你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行的话,就少交际。我要把我的整个心思用在学习上,让知识给我增添力量和信心。要想得到幸福果,就得付出代价。努力不努力,结果决不同。”
   
   我们满19岁时,她“特地上街买了好墨和宣纸,为你写了一幅大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水平有限,但只想激励你不能止步。你不愿考研究生,考高翻也一样。”
   
   她在交大很长时间都在三点一线(宿舍,教学楼和食堂)上度过。在她鼓励我的同时,我想方设法让她惊喜。小至一首诗,一串项链,大到我飞去看她。分别后她写到:“真是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多么宝贵的三天!你知道你给我带来了多少快乐吗?记得那天我摔破了腿,一动就疼,然而骑车一载上你,一切都消失了。沛媚,我是你的小力士保护神,你是我快乐的源泉。感谢上帝,这是我们的缘分。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你这样的知音了。”
   
   虽然我们性格迥然不同,但世界观却大同小异。我象她一样希望自己“知书识理,大方贤惠”。而她和我一样梦想情侣“朝气蓬勃,思想开阔,幽默善良”,嫌弃玩世不恭的爱慕者。除了追求这些内在品质外,我看重外貌,还念念不忘《水仙花》的台词“他高大英俊风度翩翩,真是少女们的梦中情人!”
   
   后来她比我先被攻破,不是因为她爱,而是因为“看着他如此难受,我的心也不好受。”谈恋爱后,她辞去了学生干部。“这是大学的最后冲刺,我需要时间。至于入党,前段时间讨论过我,因谈恋爱没被批准。我的奋斗目标是研究生,只要能考上,其它我都不在乎。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万语千言,都尽是相思二字,和它们相连的是一颗热烈而深沉地爱着的心。愿你时时感受到它!”收到这封信时,我在上大四。与其说我爱上了写信的人,还不如说我爱上了他的神。以后的一年多,我和北大才子之间的交流压倒了一切。我们的交流不只是情感,更多的是思想。
   
   “我很高兴你开始拜读圣经,圣经中有不少真知。我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从小就接触天主教,还受过洗礼,取名保罗(从狂热地反对耶稣到因耶稣显灵而虔信耶稣继而勇敢地为在罗马散播福音而死的那位被追认的耶稣门徒)。我坚信人的理智决不可能穷尽世界,人的力量加在一起也仍是有限的。但我同样坚信人毕竟是人,他区别于动物的一大标志在于他有意志,有主观能动性-他思考,而不盲目地服从,他行动,而非只出于本能。因此,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能动性,面对客观世界,他的自由意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贯彻实现,换句话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究竟给人以多大的自由,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宰自己,一再是我思考的问题。”
   
   他讲他的天主教,我讲我的天命论。在他自封是上帝举荐给我的大力士保护神的同时,也接受我的天命论:“如果说我们能在人生旅途相逢是命运的安排,那我就膜拜这命运。”对我而言,天主,基督,上帝和菩萨等一样都是神,只要是神我都敬爱。
   
   我的毕业论文评介的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学,于是对着他大谈我的读后感。他回答曰:“我没读过西方女权主义的著作。我也不知道我算解放的还是保守的男人。我反对禁欲主义,更反对纵欲主义,如果说前者片面强调精神无视肉体是虚伪,后者则把理当珍视的性爱看得一钱不值,是对精神和爱的践踏。一个不甘心的堕落者或卖淫者是值得同情的,一个心甘情愿的是可怜的,一个心甘情愿而又自鸣得意的则是令人厌恶的。你说呢?”我对能找到与我认识如此相同的恋人而心旷神怡。
   
   这位才子和那位才女一样从一开始就督促我学习,对我的成长也起了莫大的促进作用。不久他得到一笔外国奖学金,但北大不放他,与此同时一对德国夫妇邀我出国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对此他道:“这些天我又反复地考虑了出国的事-你出国的事,如果可能,一定要尽快办理!中国的政策一日三变,能早走一定要早走,剩下我,也一定要坚持不懈地争取。我们的出路在国外,那里才是我们永久结合的福地。”
   
   谁知这些话让我这个当时对中共的暴政浑然不觉的爱国者对他起了反感。尤其是他后来说什么“在这个严酷的惨无人道的社会,我们不得不演戏。”我太不能接受了!不仅因为那时我不了解中共专制下的罪恶,而是因为演戏不符合我的天性和做人的原则。现在看来他的急于出国是因为他对社会的了解,毕竟他生活在北大。而我有幸,亦或不幸的是只接触到社会的光明面。
   
   所以我虽然舍不得他,为他自愿献血等行为感动,还是移情别恋了。对此他说:“我又重读了你12月16,23,25日的三封来信,我的感觉也依旧是复杂的,但它已不象洛根丁面对的栗树根那般错综盘节了。我似乎已稍稍理出了些头绪:我真心(而非出于礼貌)感谢你的坦诚。倘若有这种坦诚的人多一些,世界就不会这样可悲,凄凉,至少不会这么虚伪。你袒露开自己的心扉,站到我面前,我感激但更感伤,就象我正兴高采烈地在一条光明大道上走着,迎面竖起一块耀眼的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此路不通。”
   
   分手后,我们的交流没有中止。在88年2月5日的信中他表示:“我觉得我是幸福的,这种难得的幸福感中,有多少要归功于我们相向交心,纯真坦诚这一点啊!面对这虚伪的世界,面对鄙俗的人群,真诚这一至高无上的品格令我每每念及便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满足和感激。愿真诚这一至纯的人性永驻在我们之间!”
   
   三个月后他来信告别:“为出国的事情,我先是不得不日复一日地争取和等待,继三月底申请得到批准后,时间又仿佛过的太快了些。……希望不久能再见你于欧洲!”七个月后我也到了欧洲,但我们至今无缘再见。他26岁时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现在虽有一线联系,却不再有深刻地交流。他陶醉于在异国他乡营造的小家,而我一直在寻求人生的真谛。
   
   如果我没出国,那么六四时,我是常驻乐山的德语导游。有旅游团时,我爬峨眉山,观乐山大佛,没团时,我大多呆在包我吃住的嘉州宾馆里。古书我也读,国画我也看,但看香港录像,照穿衣镜和唱歌跳舞的时间更多。
   
   “一翦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是我那时最爱唱的情歌。
   
   所以我敢肯定,我不可能投入八九民运,不会了解六四真相,也不会因此醒悟而开始反共。
   
   2003年于德国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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