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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不相轻

   张林的《民运反思录》让我感同身受,虽然他六四前就开始在政治层面上参与民运,而我六四后才在文化层面上介入民运。我很佩服张林历经磨难,矢志不渝,坚守大陆。他应证了苦难对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来说可以变成精神财富。我在六四屠杀后也曾加入海外的中国民主阵线,但很快就因不愿沾染“窝里斗”等中共恶习,而远离政治组织和中国人群,毕竟我只愿当个追求清高以便回归净土的文人。

   张林和我走的路不同,但我们都反感以刀笔吏自诩的鲁迅,不愿以人为敌,力求团结互助。这就注定我和张林一样因为主张团结起来反抗中共而四处不讨好,更何况我主张的是文人不相轻!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自己做到了不轻视同行也因此获益不少。

   作为在文革中生并在六四前就离开大陆的中国人,去年上网前我不曾意识到我有多么的幸运。我在大陆时因父母是干部,不曾象黑五类或农民子女一样受到社会歧视,而父母多子,我是独女,所以也不曾体验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如果我生在五十年代,即使父母是干部也会象魏京生们一样被迫中断学业,即使能象《鸿》的作者一样学习外语也不能自由地和外国人交友,我也因此没得政治恐怖症、劳改后遗症等大陆知识分子的通病。总之,能象我一样轻松自由地走进小中大学校门并走出国门的大陆人似乎不多。

   本来49年后大陆人一入学就被赤化异化,而非文化(当动词用),但因为我从小喜欢听故事,勤学好问“十万个为什么”,所以,还是能在中共大力扼杀文化、文人所造成的沙漠里找到文化基因,毕竟上下五千年留下的文化宝藏遍及各个领域,无法全部销毁。即使是在中共严格控制的教材里也会出现《桃花源记》等古典名篇。尤其是83年我考上外国语学院后,不仅开始读外文书,还爱上了《红楼梦》。不过我在大陆生活了22年的最大收获就是打下了使用三门语言的基础。

   八十年代起尤其是六四屠城后大陆人以各种方式逃离“动物农场”来到自由世界后多因不会外语而受到挫折和限制,而我却能直接进入德国大学并走上德语文坛。按发表处女作的时间来看,我该89年起算文人。因为从那以后我不仅是个“会做文章的读书人”,而且既能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诉诸笔端又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而《道德经》从一开始就成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也因此我一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和活载体自律。

   与生活在中共暴政下的大陆作家相比,我最大的幸运则在于我不仅能直接了解被五四人奉为导师的马克思、尼采等西方末流才子,也能一直享有与东西方学者直接或间接交流的自由。六四屠城后我不仅有机会听取各种报告,比如郑义北明夫妇的报告,而且有机会阅读各种书刊,包括中共和反共刊物。现在通过互联网我又得以了解大陆的现状和海内外的民运史及其重要人物的思想。

   看着前辈和同辈们为摆脱中共思想牢笼走过的曲折道路,读着中共新老囚徒们用血泪写下的历史见证,我心中充满对他们的敬意和谢意。而《谁是新中国》(辛灏年)、《上下五千年》(心缘)、《文革受难者》(王友琴)、《往事不如烟》(章诒和)等专著更给我莫大启发,令我自叹不如,因为这些著述足以向世人表明暴力和强权摧毁不了中国文化的传承,无论是修炼,还是记史都后继有人。

   我的幸运还在于,当我抗议中共屠杀和平的请愿民众后,还能继续在大学里读书写作,因为我在德国,而身在大陆的茉莉们却因此被捕入狱。因为我在德国,我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而生活在中共国的人们却因此象《静水流深》的作者曾铮一样遭受语言暴力、肢体暴力之外,还要承受精神折磨。

   网上这一年又九个月的浏览证明:从六四起觉醒的大陆人越来越多,大家也都因为追求民主而走上了互联网。可惜当今大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窝里斗”,而这让我确信:从五四起中国读书人就开始违背文人相敬的中国传统而互相攻击并多半从文攻走上了武斗的革命道路并为此不得好死,比如王实味。而罪魁祸首非鲁迅莫属,是他带头象陈独秀一样以骂祖宗骂他人为荣。在一片骂声中,斯文扫地,文人堕落,代之而起的是失去了恻隐之心的笔杆子。

   中共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后,生长在五星红旗下的我们全部都曾学过鲁迅作品,写过批判文章,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共毒化出来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四书五经文化出来的中华儿女,极少有人能不受中共或鲁迅毒害。六四后有头脑的大陆作家们踏上了反革命的人权之旅,遗憾的是不少人却只知揭批暴君毛泽东,而不知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语)

   然而即使有人坚持说鲁迅好,甚至不惜为了吹捧鲁迅而贬低他人,我也不会轻视他们,如果他们和我一样追求民主和光明。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我也正是因为有机会了解各种观点,尤其是人们对鲁迅的仰视,才决定必须把我对鲁迅的俯视公之于众。其实鲁迅的同时代人比如李四光就预见鲁迅在怒火中自焚时散发的浓烟和臭味会污染人文环境、毒害炎黄子孙。事实上五四以前历朝历代的大家比如苏东坡写作都是在净化自己而非丑化他人。他们也都是在用作品来与人交流并使自己得到升华。是以鲁迅为首的五四人改变了这一人文传统。

   可惜六四后中国知识分子还是要么认鲁迅要么认胡适,惟独不识圣贤,当然这和中共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底蕴或曰宗教底蕴(儒释道)密切相关。前不久我托人向一位大陆同行致谢,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为我揭批鲁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在通信中,他讲他反感孔子是因为他小时读《论语》获知子曰,如果父亲偷了羊,儿子不能讲,因为小偷是父亲。我只对佛道经典感兴趣,不曾通读《论语》,但认同“思无邪”等孔子名言,因而赞同乾隆年代文压三江的王尔烈,相信多少才子也抵不过一个孔子,所以我觉得幼年的他肯定误解了孔子,请他去考证一下,以便“温故而知新”,岂知却招来一顿鲁迅似的骂!他还表示“如果能够换祖宗,我宁愿换一个欧美人的祖宗。共产邪教只有在邪恶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才可以生根发芽,至今不倒。”

   我上网后已挨过不少骂,但还没人在信中骂我,当初我找上门去,是因为他在作品中也否认以骂人为乐的鲁迅,而认同不骂活人只骂圣贤的胡适。谁知我这个活人会因为尊孔敬神而挨他骂?不过我虽不敢再去自讨没趣,却无法轻视他,因为这位同行在中共国受过不少磨难,以致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判断。能够走出共产党的圈套和骗局就是凭的这一点。”即使他的邮箱被中共监控,他还敢答复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信件,而我很看重他作为学者在中共制造的文化沙漠里恳荒所必须具有的脚踏实地、勤劳勇敢的优良作风。

   我真希望他能明白共产邪教之所以在大陆生根发芽,至今不倒,不是因为中国文化(儒释道),而是因为五四人包括胡适大肆诽谤中国文化,阻隔了中国文化的命脉,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信心,用猜疑和仇恨代替了诚信和关爱,最终从苏联引进了共产邪教,而其宣扬的无神论和暴力论不仅完全违背中国文化,更进一步破坏了中国文化。难道一个遵循“仁义礼智信”的儒生会象新青年或红卫兵一样以打砸抢为荣?

   我象他一样坚持“只说自己所知道所确证的事情。”但不赞成他所持的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才能现代化之类的观点,因为我一直在用中国文化给西方文明提供营养并且有所建树,虽然没中诺贝尔奖。而高行健得奖的原因也恰巧在他也大获中国文化之益。高行健是49年后少见的具有文人品质的大陆作家。他和杨绛一样让我得以印证凡中国文人必与中共势不两立。他也因此在获诺奖时不觉得自己了不起,而感谢命运的恩赐。只有陈独秀似的狂人才会自以为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总之,以中国文人自律的我象高行健一样知道自己渺小,不可能救人,只想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帮助被中共蒙蔽或被鲁迅遮挡的读者辨别真伪,以便他们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中作出正确的选择。面对这位大陆同行因为中共造假,而不再相信他人,因为中共偶像,而不再相信神佛,我感到伤悲,并庆幸我能拥有信心,既信神自信又不轻视同行。

   2004年初秋于莱茵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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