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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我看六四

   我

   以鲁迅为首的五四狂人们打着“救救孩子”的旗帜害了中华儿女,害得我这个在大陆上了15年学的中国人到德国时对中华民族的传家宝四书五经一无所知。多亏德国教授们的指点我才得以了解中华文化。而我对中华文化的一知半解就足够我创作出让教授们赞叹不已的德语诗歌,得以靠此申请绿卡,申请护照。我的作品属少有媒体问津的中国古董,很巧今年五四时却有电台记者采访。这位女记者是东德人,很感谢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在柏林墙被砸毁前它们的德文译作曾给过她不少慰藉。她还笑话德共很傻,不知道这些古书比禁书更能发人深思。我们畅谈了很久,没有丝毫障碍,让我断定古代各位先贤拓展视野,而现代各种主义则封闭思路。

   从小使用简化字的我在德国学会欣赏古文,获知中共夺取政权后把自五四就开始肤浅化的汉语更加马列(政治)化空洞化,让内涵深厚的古文失去了原意,所以在我02年接触法轮功前很少读现代汉语,也很难用现代汉语写作。去年上网后情况有所改变。漫游这一年多发现华语文坛花草繁茂,惊叹间也写下一系列读后感。我最大的慨叹则是华语文坛缺乏我熟悉的中华文化气息。连打碎了中共思想牢笼的知识分子也还在推崇鲁迅胡适等文化杀手,把马列子孙的罪恶算在被五四人破坏了的传统文化头上。

   尽管如此我仍受到诸多启发。黄花岗杂志网页上的“驱除马列”更是直接道出了我的心声。破除中共灌输给同胞的马列主义(无神论和暴力论)正是我为汉语网络撰文的动机。我佩服辛灏年用史实论证了新中国是被国际共产势力颠覆的中华民国。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个马列化,或曰全盘西化的法西斯专政,在这个专政下中华儿女接受的是马列非文化。而正是五四人狂妄自大,亵渎神灵,蔑视先贤,才引共入国。不过还有持中华民国护照的龙应台和我等人大获传统文化之益并以中华文人自律。

   在辛灏年的鼓励下,“我看五四”得以问世。我希望能以此回报他及各路仁人志士给我的启发。秦小川看后发表“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吗?”加以质疑。

   仔细拜读了秦文后,我觉得作者持的正是我文中所针对的鲁迅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我已发表了三篇文章揭露中共偶像鲁迅。如果作者能借“谁是新中国”,黄花岗杂志,署名五岳三山或小溪的文章驱除头脑中的中共流毒,所提问题都可不辩自明。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或曰阿Q精神的发扬光大!鲁迅胡适们从思想上砸毁了佛像神龛孔庙,为共魔侵占中国人的头脑开辟了通道。以“新青年”为骨干的中共用暴力夺取政权后,被绑架的大陆人民被迫视马恩列斯毛为神明,以致毛泽东得以发动新青年的下一代红卫兵把鲁迅的口号“痛打落水狗”落实到行动上……文化大革命与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完全一脉相承,都违背我所遵从的中华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

   我即使有意也难以指正秦小川的世界观,但乐意努力让他和读者明白我的世界观,特续写“我看六四”,正好用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

   六四

   如果1919年5月4日是共魔在神州大地兴起的标志,那么1989年6月4日则敲响了共魔在世界横行霸道的丧钟。这是我对五四和六四的总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六四是五四带来的必然恶果。所以,一惯颠倒是非的中共把五四定为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5月4日成了大陆的青年节,而六四却被其污为“反革命暴乱”,十五年来一直有人因此受到迫害。我是五四的受害者,却是六四的受益者。

   我89年时已在德国。从电视新闻中获知北京的游行请愿时,我正因中德的巨大差别而怀疑所受的愚民教育。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个所谓的干部家庭,生长的年代和家境允许我自由地成长。出国前我生活在四川,大学时代尤其是毕业后当德语导游时到过不少名胜古迹,充满了当中国人的自豪感,但这其实是典型的愚民心态。

   我虽然算得上勤学好思,比如说1加1等于2,我就想1个苹果加1个梨子既不等于2个苹果也不等于2个梨子。但在大陆时我本能地排斥政治(马列)说教,也因此不敢考研究生。就是说在六四前我从未思考过国家大事,不曾怀疑“党的伟大光明正确”,更未想到“共产主义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共产主义本身是最不道德的邪说。六四前后我的心路历程详情可见“孩子的自由”和“自由的孩子”两文。

   在此我想就戴晴和茉莉今年对六四的评价谈谈我的看法。

   戴晴说六四“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对此茉莉则表示“六四不是一场暴乱,它是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由于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造成了六四悲剧,打断了八十年代中国和平演变的进程,使中国的发展遭受挫折与倒退。”

   戴晴因参与六四而入狱,因反对屠杀而退党,出狱后仍然不改初衷,并坚守大陆。茉莉因反对屠杀而入狱,出狱后流亡海外,投身民主运动。我因六四而获知戴晴,因上网而获知茉莉。她们倆算得上马列非文化中少见的清流,令我起敬。然而生活在中共谎言系统里的人们即使能摆脱其“精神控制”,却很难避免“精神污染”。(我使用这个谎言系统里的两个专词是想揭露中共如何颠倒黑白。)

   一个人想要提高思想境界需要自由,生活在马列非文化中的大陆人恰巧被中共剥夺了自由,而且一切需要的信息也都横遭中共篡改。所以,当了一辈子笔杆子直到六四十年后才找到自我的李慎之会被戴晴们当成思想家,而中共塑造的偶像鲁迅则一直阻挡着茉莉们的视线。就是说戴晴们因为条件所限至今未能摆脱中共意识形态的束缚,还站在中共立场说话,以致让人误解她有“为官”心态。茉莉们则因思乡心切会忘记中共噬血成性,被人怀疑有“招安”心态。即使我从理论上对共魔了如指掌,也因乡思病发作而两次试图海归,但每一次都证明只要中共不倒,在大陆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就是说我以为六四屠杀是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的,而非哪个人的错误所致。

   六四不是一场暴乱,这是每一个获知真相的普通人都能得出的结论。问题是生活在大陆的老百姓向来只能听到中共的谎言。以丁子霖为首的六四难属的声音可以抵达海外,惟独不能在大陆传播。然而六四前惨遭中共屠杀的受害者何其多也,唯从六四起,难属们开始呐喊……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屠杀发生前六四给我的印象是谣言满天,垃圾遍地,争权夺利。下跪,绝食,绑架,结婚……这些场面与我理解的民主运动相去甚远。然而被迫流亡的参与者包括茉莉到了海外后倒是获得提高素质见习民主的机会。我赞成另一参与六四的知识分子刘晓波在他们发表的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呼吁中的提法,惨遭镇压的是“示威请愿活动”。我所推崇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姿态是十年后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

   正是因为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共用机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才引发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冷战从此结束!获得自由的东欧人和苏联人想来和我一样都对六四感激不尽。是六四让王若望等良知未泯的马列信徒发现上当受骗,是六四让我这样的愚民得以看清中共反人性反人民的邪恶本质。没有六四受难者鲜血的刺激,我肯定不会自愿去啃马恩原著,当然也不可能变成反共的有神论者。六四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此后共产主义永远地失去了人心,只有愚民才会继续相信中共的骗局。而我从此相信中外的预言,关于六四,北宋邵雍(1012—1077)在其预言“梅花诗”里甚至明确透露了赵紫阳的姓“原壁应难赵氏收”。

   中共可以在六四屠杀后继续用谎言加暴力稳定大陆的表象,却控制不了人心。恐怖更不能根除良知。人们在流亡中,在沉默中寻找出路寻求真理。一直不引人注目的气功(传统文化)从此真正深入民心。在六四后十年,中共再一次用谎言加暴力迫害法轮功时象我一样回归传统道德的海内外中国人已数不胜数,其中有不少人是八九一代。北大的曾铮,清华的赵明在六四后的恐怖中沉默不语,但十年后他们却勇于抗暴,即使为此经受酷刑,却不屈服。他们和我一样都寻到了中华文化的神根,好比有源之水,“抽刀断水水更流”。

   作为学生参与六四的安田在其“天安门情人”序言中也象别的有识之士提到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我以为这正是五四恶果的表现。是五四人破坏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让中华儿女受不到儒释道的熏陶,变成无源之水,沦为马列信徒,也因此,中共执政后知识分子中少出清流。八九一代怎能例外?

   总之,依我之见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被六四镇压,而是因六四而再生,因法轮功而获得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无边的精神资源。而五四时就兴起的民主运动正是因五四人违背“敬天法祖”的传统道德才招来共魔,止于独裁。如果说六四令我坚决反共的话,那么法轮功让我坚信中共必败。佛法“真善忍”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大家都象丁子霖们蒋彦永们一样“说出真相,寻求正义,呼吁良知,拒绝遗忘”,象法轮功学员一样捍卫“真善忍”,中共必定不攻自破。干嘛奢望刽子手来给被害者“平反”“正名”!?(黄花岗杂志首发)

   2004年5月19日初稿,6月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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