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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特高科時,還可以隨便點;等到一進監獄,第一天就被日本看守揍得遍體鳞傷。在監獄裏,一人一間房,二十四小時坐在那兒,牆上、地上都是霜,有位田中看守,兩天一當班,一早起來就要我們站在門口檢查,然後一頓拳打腳踢,鼻孔流血。我被打了幾次後,有一天,我的同學友澤宗一郎,見我如此狼狽,就向看守說:「他是政治犯,你們的長官,不許對他亂七八糟,不然我要嚴重處分。」也因此,在我家住的日本憲兵,雖把到我家的訪客,來一個抓一個,不過對我家人還挺客氣。不然,什麼事情都會發生,有好幾位同志的太太就在這種情況下被強暴、懷孕、生子。勝利後,無顏見丈夫,竟把孩子勒死,自己上吊自殺。和我一起被捕的柳自如護士,也在監獄被強暴、懷孕。這種慘事實在太多了,恨又能如何?戰爭本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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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果夫: 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間從事黨務工作的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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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間

從事黨務工作的囘憶

陳果夫

  一、接收中央組織部之前後

    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黨陰謀暴發以後,蔣先生在粵幫助工作的同志更少,所以屢次電滬,命多邀人前往幫助工作。邵元沖、葉楚傖先生等應邀而去,並要我約藹士三叔和養甫同志同去。我把招募工作交代楊虎辦理之後,在四月底和藹士三叔等動身。五月初到廣州。藹士三叔在那裏祇住了半個月便奉命囘浙,和孫傳芳週旋。養甫同志奉命在粵創辦中央兵工試驗廠專造迫擊炮。我因爲是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要等到全體會議之後,才能分配工作。五月中旬,第二次中央全會開會,通過「整理黨務案」,五月底閉幕。中央常會爲實行「整理黨務案」「共黨之跨党者不得任本党部長」的規定,因此推蔣先生兼組織部部長,蔣先生就派我爲組織部秘書,前去接收。

    原任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都是共黨份子。在這個時期,本黨與共黨已經開始鬥爭,我能順利接收,要追溯到過去兩年情形。當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後,已呈分裂現象,那時我對黨務未加聞問。後來奉蔣先生之命,在滬担任招募及黃埔後方勤務工作,因爲職務上需要與各方面接觸,純粹本党同志與跨党分子,雙方均來問我對於黨務的意見。我除了答復『黨內不能有黨』的主張外,其他什麽也沒有表示。同時雙方面都要我登記,我都沒有參加,因此對各方面均無惡感,而能達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務。等到發表組織部秘書以後,多數共產黨以爲我沒有直接辦過黨務,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認爲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共組織,是比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黨部接收組織部秘書職務,毫無阻礙。就是我以中央監察委員之資格任組織部重要職務,也無人批評。接收之後,纔知我們的黨務好久無人顧問了。老同志中有不願與共黨合作而灰心的,也有被殺的,也有因互相鬥爭而離開廣州的,也有被共產挑撥離間而不敢問黨務的。中央秘書處由三個共產黨員林祖涵、譚平山、楊匏安在把持。組織部完全在共產黨之手。宣傳部也半入於共黨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黨操縱之下,本党無法聞問。可以說本黨已經爲共產黨完全篡奪去了。在各省市方面,黨務大半爲共產黨所主持。即未爲所奪,也一定分爲左右兩派。常向中央互相攻訏,黨務不能進行。下層已無基礎可言,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用人十分困難。我初入組織部的時候,部中同事共二十九人,從名冊及思想方面加以縝密的觀察調查,祇有三位算得眞正的同志,其餘都是跨黨份子,其中一部份又爲楊氏譚氏的族人。在此種情形之下,工作簡直無從著手。我請示部長,奉命與丁惟汾顧孟餘兩同志商量。丁顧兩先生就介紹段錫朋、王樂平兩同志加入部中工作,但部中並無空額。加進兩人,就不能不去兩人。當時去了的,一爲共党楊某,一爲文書幹事駱用弧。駱是同志,大家都知道的,就有何香凝同志等提出質問。其實就當時環境而言,初次更動人員,爲加入兩位同志,去了一位同志,也是不得已之事。對於駱,不久我們也另爲安置了。

    自段王兩同志到職以後,開始辦理重行登記及調查等工作,同時對部內工作人員厲行考核。事務組有兩個姓楊的,工作都很勤奮,特予升級,以示獎勵。楊匏安認爲不應於此時升級,加以阻止。因爲我接楊匏安之職務時,部長曾關照有事多與楊商量,所以楊有理由來干涉。但命令已公佈,不能收囘。隔了兩天,那兩個姓楊的忽然辭職,據說被楊匏安調往他處工作去了。這是楊匏安怕他們爲我所用之故。不過無論如何,兩楊既走,部中總算空出兩個缺,便發表鄭異、蕭錚兩同志補充。有一個莫某,工作表現很好,我給他升了級。但照規則已無可再升,因此楊匏安來責問我,不應當破壞章則。我說:「工作特別好不能沒有獎勵,我想由我自己來補足他應得的薪給」。莫某受獎之後,頗爲感激,但楊很不高興。不久,又將莫調往他處,我要求免調,楊不肯,祇好准莫某走了。他的遺缺,我們自然又可補進一個同志。那時部裏面有一個幹事,專司民衆組織。廣州市民衆組織完全歸其指導。這位幹事姓譚,在共黨中佔有重要地位,他兼職太多,每次開會常常不能到部請示或報告。再三囑咐,始終不能履行。可是他竟怕見我的面。有一次重要會議,在開會前,我因爲關係重要,派人去找他囘來參加。沒有找到,隔了一星期他才囘來。因爲內心慚愧,祇好辭職,我立刻照準,改派曾養甫同志繼任,從此廣州市民衆的指導權,才轉入本党同志之手。經過這樣的幾次事件,章則已有改動,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遷到南昌之時,部中僅留有共黨三個,其餘都是純正的本党同志了。

    臨時中央全體會議推蔣先生爲軍人部部長,以我繼任組織部部長。我托丁鼎丞先生物色秘書人才,他提出路友于同志,我照委了。隔了十幾日,路又被派到北平去工作。他的思想稍偏於左。動身之前,在談話中露出口氣,知道共黨對我的批評還不壞。他對部中工作人員亦下了一個總評,特別注意到王宇春,認爲將來必有作爲,我因此拭合王宇春擬訂法規,也覺得是一個可造之才。

    共黨爲了人事問題,在上述幾件事之外,還有好幾次抱着干預態度。例如:每逢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同志有事來接洽,尤其關於介紹人員,事後共黨常常很快的知道他們所介紹之人,接着楊匏安就會來找我,攻擊某某之爲人,希望我勿用。此時蔣先生命我勿與共黨衝突。在他出發之前,更特別關照我要常和鮑羅廷接洽。因此我祇能抱定方針進行,同時遇有重要事項,隨時請示靜江先生等然後決定。「孫文主義學會」同志,對於我和共黨的關係,不明我用心所在,乃不免常有誤會之處。

    路友于去職後,秘書人選頗費研究。有一位吳倚滄同志,曾加入同盟會,有計劃,有作爲,辦事亦切實。就因多時沒有參加黨務工作,共黨和新進同志都不認識他。養甫兄與倚滄友好,很知道他能幹,鄭重介紹給我。我就托養甫去電邀請,於九月間到廣州。談話之後,我也認爲是個人才,便請他担任秘書職務。組織部人事經此不斷調整,並將各部門負責人逐漸改用本党同志,對外才得順利開展,而部內與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我自己負責,秘密工作則由倚滄同志負責,外人不知也。

 二、各級黨部之整頓與幹部人才的培養

    就當時組織部整頓各級黨部的程式說,我們首先注意到廣州市黨部,和廣東省黨部。前者雖由本党同志主持,而內容腐敗,後者則本黨與共黨之間,暗爭頗烈,工作亦不易推進。至於整頓辦法,則從視察及指導入手。

    這一辦法逐漸應用於其他下級黨部。組織部內富於工作經驗的同志,陸續派出去担任指導工作。如段錫朋、鄭異之在江西,蕭錚,王宇壽,葛武棨之在浙江,郭春濤之在西北,陳希豪之在上海。在上述各地,本黨黨務均受共黨的把持,我們必須派人去,宣達中央意志,使各地同志明瞭重行登記之必要,同志與同志間聯絡與組織,及和共黨鬥爭的方法。湘鄂皖蘇各省當時沒有派人去,却分別電令派人到廣州來面予指示。貴州省党部改組,派張道藩同志率領同志三人前往主持。雲南方面,亦派了一二人去。至於北平方面,則有吳鑄人、童冠賢等,甘肅則有田崐山等,綏遠則有紀亮,福建則有丁超五同志等。到清黨時期,除派到浙江的王宇春,被共党利用,叛變處死,郭春濤隨着馮玉祥不返,可說是用人失當之一憾事外,其他都能達成任務。不久,浙江方面加派陳希豪洪陸東去幫助,上海方面調鄭異去協助,也都奠立了比較良好的基礎。至於各同志在各地所經歷的困難艱危,非本文所能細述,從略。

    本党幹部人才過少,而幹部訓練機構則大半操之於共黨之手。如毛澤東以農民部秘書的地位,把持農民運動訓練,以致造成後來多年共黨的禍患,就是一個顯例。我們當時亦顧慮到此,認爲必須培養若干新的人才,以充實黨的力量。我們擬訂了一份黨政訓練所辦法,提請核准設立。靜江先生爲吸收各地人才,又辦了一所舉術院。婦女方面,則由廖夫人設班訓練,宣傳方面亦由顧部長設班訓練,工人方面亦由甘部長設班訓練。

    黨政訓練所招收學生一百餘人,由組織部幹部人員全力辦理。共黨知道我們的用意,便派人參加受訓。不過一個月之後,學生內部就起了分化。我担任所長,因爲事忙不常去,但是學生對我感情還好。有一天查明有十二個共党份子從中作祟,便毅然以思想行爲不檢的理由公佈開除。共党銜恨在心,雙方的鬬爭便亦趨於尖銳化了。此時廣州市公安局長李章達,政治認識比較差,但和我是同學關係,又是在辛亥革命共過患難,對於我的事情還肯協助。我離粵之後,李完全受楊匏安利用,因爲此時楊担任該局政治部主任。每逢訓練所發生事故,總是左袒共黨份子。所以十二月學生發動第二次風潮,李竟沒有遵命派員警協助敉平。靜江先生,爲此請李濟琛下令將李免職。而訓練所內部同題,也就變成了整個的黨政問題,經過那兩次風潮,開除了的學生竟及半數。祇是留校的雖然是僅僅幾十個人,辦理期間也很短,對黨的貢獻却不能算差。尤其在十六年清黨時期,如甘肅,如福建,如廣東,如北平,如南京,該所學員都曾有相當的成績表現出來。

    到十五年十二月,廣東省及廣州市各級黨部大半已歸入本党同志的掌握,當時曾召開了一次省市代表大會,並由倚滄同志在廣州政治分會提請通過一種圈定委員的辦法,將兩党部實權完全收歸本党同志控制。江西省代表大會開會時,我和丁先生在南昌,便指示同志,以運用黨團方法辦理選舉,亦得到了勝利,我們更應用圈選辦法,並實施第二次全會所決議「共黨份子最多不得超過全體執行委員三分之一」的規定,使共黨無法逞其狡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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