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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三代外交探索


   之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定位
   (一)从“另起炉灶”到“一边倒”

   早在1949年刚刚解放南京时,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做出指示,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尽管斯大林曾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时向蒋介石承诺不支持“中共”,但当毛泽东的解放军渡江成功,“解放全中国”在即,苏联很快改变态度;而美国艾奇逊政府也不再看重蒋介石政权,于1949年4月6日全国解放前夕,授权他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会谈,以“建立新的关系”。那时,国际上两个势力都在争取中国加盟或至少保持中立。
   当时,国民党高级“降将”张治中向毛泽东进言说,中国应在美苏两个大对抗势力之间保持中立,走中间路线,才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毛泽东说,不!必须一边倒,不是倒向社会主义,就是倒向帝国主义。毛在外交战略上也否定了“中间立场”和“中间路线。毛认为,中国倒向美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只有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于是就有了做苏联兄弟、跨过鸭绿江和越过老山打“纸老虎”的历史。
   毛泽东当时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分析是,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要“坚定战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信念”。中国必须与苏联结盟,在世界人民心中树立“红色中国”的形象。
   其实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同,相互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各国都应从自身的需要和战略考虑,选择国家的外交定位。而这种定位,总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其具体的形象与行为表现为人们所把握与理解的。毛泽东的“一边倒”性外交定位,已为历史所验证,弊大利小,不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加盟”是一种约束,一种限制,它把自己的角色紧紧捆缚在两极对抗中的一端,失去了空间上的“自由度”和“灵活性”,成为苏联“老子党”组织下要绝对保持一致的“家庭成员”,而无法追求自己国家不同的需要与利益。中国当时在对待诸如南斯拉夫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中,根本没有必要与苏联“保持一致”,而使国家的自主性和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毛泽东的“一边倒”外交选择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是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夸大矛盾、简单划线的意识使然。由于这种简单、对抗、“不是黑就是白”的思维方式及其外交战略选择,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圆动发展的“节约原则”,所以他从产生时起就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没有多久,中苏两国关系便反目为仇。于是,毛泽东的对抗哲学又导致了向发展国家“一边倒”的外交立场,划分出“三个世界”,意图建立反美又反苏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取代苏联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7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剑拨弩张,中国又与美国搞起国家“战略相处”,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对抗“苏联霸权”。对此,毛泽东称之为“一条线”战略(即建立一条经过日本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的联合反苏阵线)和“一大片”战略(团结一条线周围的国家统统反苏)。这时,毛泽东又从加盟苏联集团反美“一边倒”的一个极端,转向了联合西方集团反苏“一边倒”的另一个极端。结果中国又与许多不愿“以苏联划线”的国家拉开了距离,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对立。
   由此可见,毛泽东一生所坚持的“一边倒”外交路线,经历了反美“一边倒”、反美又反苏“一边倒”和反苏“一边倒”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充分体现了他的“一分为二”“黑白分明”的国际阶级斗争哲学。
   (二)“准备打仗”
   毛泽东一生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其理论根据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避免。”
   60年代中共提出历史已进入“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观点;70年代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主张”,要求世界人民掌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理;继而又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观点又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片面夸大矛盾的对抗性,而忽视了矛盾的融突、融和、融新的发展规律。毛泽东一切从对立的立场看待统一,认为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必然爆发的。由此观念也就必然导致中共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认识问题、判断局势和选择策略上的种种失误。
   中共在1965年7月拟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毛泽东就提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从“准备大战”的角度编制规划。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军事冲突发生后,3月5日毛泽东在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6月林彪便提出“用打仗的观念观察一切,检查一切”,由此中央军委办事组座谈会提出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10月17日林彪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引起全国震动。这时中国大陆陷于在精神上搞“全民皆兵”,在物质上搞“山、散、洞”,“一线、二线、三线”建设的深渊,大量消耗了人财物,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正常建设。
   其实,早在1962年中共外交家王稼祥就指出:“不要笼统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但遗憾的是,王稼祥的见解并未能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当历史进入70年代,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致力于争取全球稳定时,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却还在高喊“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准备打仗”,谁谈和平,谁就是“右倾”和“修正主义”。由此,中国在毛泽东对抗哲学的指导下,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好斗”“好战”的形象。
   之二:邓小平时代外交定位
   (一)放弃“一条线”战略
   当邓小平接过毛泽东时代的旗帜,还在继续“一条线”、“两角斗”的外交战略,如“中越边境战争”的实质意义在于给苏联“眼色”看。但中共第二代人很快发现,中国的这种与发达国家建立战略关系“一边倒”,会疏远“第三世界”;而“以苏划线”又与不反苏的国家产生了矛盾,这又从另一种角度削弱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当美国人卸下了越南战争的包袱,国力大增,而苏联人则因陷入阿富汗战争,四面插手力不从心时,美国便战了上风。于是美国不再看重打中国这张牌了。1981年,美国共和党新总统里根上台做出对台销售武器就是例证。美国立场的变化,大大刺激了中共政府,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波折。与此同时,从1982年初开始,苏联对中国却采取了缓和姿态,其领导人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于是中共政府基于邓小平折衷、调和、灵活务实的主导意识,开始了外交定位上的转变,即放弃“一条线”“一边倒”的战略。
   中国自1982年下半年起,便不再重复提划分“三个世界”理论。当中苏关系改善之后,又代之以“不结盟”、“不打头”、“谁也不得罪”的外交定位。
   这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的外交路线。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多次强调反对世界霸权,“不依附任何大国势力”,并坚守独立自主的国家外交定位。这时的中国政府,突出了“不依附”的外交立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代表11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就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由此以来,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定位,就在两极世界之间,构架了中、美、苏三点三面的三角关系。邓小平这样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会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无可争议,“独立自主”的外交选择,使中国在世界冷战后期,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因而也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有利于世界关系的战略平衡,是两极对抗强弩之未的产物,也是多元世界到来的序曲。
   继中国1989“6,4风波”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顷刻之间改变了“华约”与“北约”的游戏规则。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国际进入了暂时的无序状态。当世界各国政治家都惊愕不已,手忙脚乱地调整其国家角色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24字治国方针,作为他留给第三代领导人的最后政治遗产。这个政治遗产的核心,就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变化莫测的国际舞台上,不再寻求扮演“旗手”的角色。这就从根本上修正了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外交目标,把毛泽东时代的“阵线分明”,改变为“战略模糊”。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所倡导全面开放与改革中的中国外交定位,可以用“不结盟”“不依附”“不当头”的三句话概括。“不结盟”是针对与苏联结盟“一边倒”的失败教训提出的;“不依附”是针对与美国势力建立“一条线”利弊权衡提出的;而“不当头”则是针对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处于激变状态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邓小平的外交选择也存在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一,他在倡导全面开放改革路线的同时,也强调了他的政治原则,即继续“反和平演变”,“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生活方式划分姓社姓资的“二分法” ,凸显了与西方社会的矛盾,不符合意识形态淡化的时代大趋势,这是他“合二为一”思想的又一种折扣。由此也对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外交战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他强调始终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在联合国扮演“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这样就把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冲突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身上,因而也不利于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独特利益于发展。
   (二)谋求树立和平形象
   毛泽东时代的“准备打仗”,是两极对抗历史时期,在“划线”意识基础上,认为“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矛盾不可调和,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得出的结论,因而留给世人一个“好斗”“好战”的形象;邓小平时代的“树立和平形象”,则是世界走向缓和的新时期,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而做出的外交选择。第二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对毛泽东的“二分法”“战争观”的一种积极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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