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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人类价值观的世纪之争—— 后共产中国制度建构必将陷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

   
   
    自由主义价值观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本质在于承认和尊重个体权利。什么时代个体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与尊重,什么时代就会创造奇迹。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民族,都离不开充分尊重个体权利而得以发展壮大的。
   
    着名的古代“希波之战”,希腊之所以胜利,雅典之所以选择民主制,给最有建树的哲学家黑格尔一个鲜明的启示:波斯扼杀个体权利与自由的专制制度,并不能使人们在战争中勇敢和献身扞卫自己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恰恰是个体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与尊重的希腊民主制条件下的人们,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惜牺牲自己而扞卫国家利益。因为,国家是他们个体权利的保障。

   
    由此可见,在真正民主与法制条件下的制度中,集体权利来源于公民契约,是以个体权利为基础的,并体现着真正的公共利益。公民契约不仅是个体权利的源泉,个体权益的总和,而且是个体权利的肯定和保障。因此,个体权利也应当尊重和维护这样的集体权利。社会民主制度可以保障个体权利得以充分行使,并使个体权利与义务和集体权利与义务得到高度的统一。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旦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产生冲突时,人们才能自愿放弃个体利益来维护集体权利,个体权利才会自觉接受集体权利的约束。这也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现代社会意识得以流行的原因。
   
    在历史上的专制社会中,“朕即国家”。统治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集体权利的唯一代表,并借助于剥夺个体权利来维护被神圣化了的皇室贵族利益,这种制度与当代中国主张“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社会统治者假借集体权利来限制和剥夺个体权利,这一事实的本身,不断制造着权利冲突与暴力,它割断了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的合法纽带,因而人们也就决不情愿接受这种集体权利的约束,也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维护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所谓“集体权利”。
   
    在专制社会中,所谓集体或公共利益更多的体现着统治阶级利益。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蔑视这种“集体或公共利益”的本身,就反证了这种“集体或公共利益”对个体利益的蔑视。在社会不平等的条件下,单方面指责个体的自私、缺乏牺牲和合作精神的论调是不公正的。当今中国改革的焦点,就是解决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的冲突问题。
   
    新文明价值观认为:个体权利是社会存在的首先事实。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只有在这种追求升华的过程中,才在社会意义上产生了道德意识和共同利益的感悟。然而,这种道德意识和共同利益感悟的本身,深深地建立在肯定自我的根基之上。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自我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公共利益的觉悟和献身公共事业的精神。而在个体权利得不到肯定的条件下,一切公共或其他社会权利同样也得不到个体意识的肯定。
   
    但自近代以来,社会革新思潮也一直对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的关系,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哲学范式,由此也就导致了对权利、公民、主权和民主等问题理解上的巨大差异,这也就是“自由主义范式”和“共和主义范式”的分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再次成为北美政治哲学论争的焦点。然而,这场争论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现代性没有恰当的理解和把握。首先,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从黑格尔经由马克思到韦伯这一从政治哲学到社会伦理转换的客观性,对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行政官僚系统对制度的侵蚀缺乏足够的重视。此外,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语言哲学革命而来的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伸延;和法理深入带来的个体法权与集体法权的协调机制。自由主义一向强调“主体性”。这曾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根基。例如,休谟、边沁、米尔等都认为:自我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其二,共和主义则更重视“主体间”,坚持通过交往把公民联合起来的观点,主张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善对个体权利的优先性。但共和主义把国家和社会理解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是错误的。因为自近代社会,一直在不断强化着道德与政治的分离过程。在17、18世纪的理性自然法理论被实证主义、历史哲学颠覆之后,承认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一命题曾一度启发了哈贝马斯,他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试图超越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其结果却陷于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他后来也不得不在与罗尔斯论战中,承认了他们只是内部之争。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真可谓是世纪之争,至今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它仍将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继续下去,也必将成为后共产时代之中国,政治精英们探索制度创新价值取向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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