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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4)后对抗时代的联合国改革之四


三、联合国危机重重

   
   联合国的创设,尽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业绩可见,但它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是否如愿,其答案并不是那么完全肯定的。根据冷战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资料表明,联合国自建立以来,世界上已发生了100多次武装冲突,死亡人数高达2600万人。
   
   联合国安理会所设计的功能,犹如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法院。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争执,如果该争议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就应将争议提交安理会。从理论上讲,安理会将对事件的事实作出判定,并运用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法的相关原则,作出决定或建议采取某些适用的措施。如果侵犯者一方拒绝接受安理会的决定,那么安理会将授权采取适宜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但这一个设计在实践上操作起来却是很困难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之所以在长达半个世纪以来运行不良,有如下原因:其一,尽管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承诺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许多会员国公然违反;其二,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很少采取公正无私的态度达成共识。但其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安理会只有在大国一致的原则基础上才能正常运作。显然,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这一基础是不存在的。

   
   今天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基本上还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是在两极对抗秩序基础上得以确立的。联合国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格局,就是东西方两种力量对比的反映。从表象上看,以往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基本上采取了中立立场,体现着世界力量对比平衡的格局,但却摆脱不了实力大国的影响。它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往往导致偏向一方,加剧矛盾的后果。这使联合国这部维持世界和平的机器,一再受到挑战。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已经打破,地区矛盾、民族冲突日趋激化。面对这些新问题、新争端,联合国仍用冷战时代所确立的制度和方法就难以应付了。如波黑、索马里、阿塞拜疆、塔吉克、俄罗斯车臣等的问题,都发生在主权国内部,而不是国际之间。联合国如何介入国家内部冲突,还是一种后对抗时代新形势下的新课题。国际社会还没有共认一致的规则依据。国际社会至今还缺乏冷静的、深思熟虑的思考。因而,目前联合国在解决上述争端中给人的印象也是脆弱的、信心不足和摇摆不定的,以至于缺乏坚定的政治领导和行动方案的。
   
   后对抗时代,联合国所处这种被动的局面,已经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以至于英国很有影响力的《卫报》发出危言耸听的预言:联合国行将消亡。当然这只是观点偏激的一家之言。但联合国的确陷于自1991年成功地击败了伊拉克侵略行径以来的信誉危机和行动低谷。
   
   目前,联合国面对错综复杂、新旧交叉的国际问题,显得头重脚轻、底气不足,不仅组织机构官僚化严重,而且行动迟缓,反应不灵,不断遭到人们的批评。因此有人认为,联合国像恐龙一样站在地球上,只能靠人们的虔诚希望维持着。前些年,联合国在波黑和索马里问题上就受到最严重的挑战。那里的人民甚至把蓝盔部队当作魔鬼,挫伤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信心,致使国际社会不那么心甘情愿地采取出力不讨好的干预行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联合国维和问题专家劳德利博士说:“联合国不是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机构,人们的看法将会改变,我们最终会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人们会认识到干涉行动并不总是正确的。”
   
   其实,联合国陷于这种危机是由于受冷战社会确认的5大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的束缚,在选择行动中的目标模糊,行为矛盾,没有明确的主导思想使然。
   
   联合国介入安哥拉持续了许多年的内战仍未见成效。它在摩加迪沙,在萨拉热窝,在罗安达都受到同样的质疑:是作战士还是作中立人?是联合国还是慈善组织?而联合国至今都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不能不影响到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恰当、正确地发挥作用。 例如,联合国蓝盔部队去索马里本来是为了援助那里受饥荒威胁的人民的,这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救助使命。然而,到了索马里6个月之后,这些蓝盔部队却被迫放下大米拿起武器,去轰炸派别武装的武器弹药库,被迫向要他们撤走的人群开枪,结果导致了一种新的冲突。蓝盔部队同一个组织,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却往往有两个面孔:有时是中立人,有时是制裁者。它的目标不明,职能混淆,常常陷于自相矛盾、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联合国在对待争端的根本性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面对结果,不清理原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解决的问题却收效甚微。后对抗时代的联合国,其作用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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