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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7)后对抗时代的大国政治之七


七、后对抗时代的大国关系

   
   世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主权与利益冲突相对缓解,各大国间开始从极的对抗转向元的竞争,其相互战略发生了较大的调整,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谋求均衡,和平发展

   
   后对抗时代的各大国间,不再力图借助发展军事优势压倒对方,也不再谋求相互军事结盟,进行军备竞赛来威慑对方。世界大国已普通认识到,确保国际均势和地区力量稳定,是他们的共同责任。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大国可以把别国当作军事打击的目标。那种“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和“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要准备打仗”的意识,已经十分不合时宜。即使中国批评日本推卸战争罪行或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人权问题议案,也都不是要把对方看作敌人,而是其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分歧意义上的斗争,并未越出正常国家交往轨道。后对抗时代正在形成一种超级大国相互妥协的多元化世界格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当今社会国家关系的最显著特点。
   
   其二、积极对话,平等协调
   
   后对抗时代的各大国间和平共处,并不等于没有磨擦和冲突。今日世界全球化过程不断加深,国家与国家相互开放,相互影响,既竞争又合作,其磨擦与冲突的机率有增无减。世界各大国要在这种新生形势下和平共处,就只有积极对话,平等协商,保持高频率的外交接触。这便推动了各大国间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和开通领袖热线的趋势。此外,当今世界各国,还可通过各种国际组织、地域组织以及高峰会议等进行多边协商,减少麻烦,不搞对抗。近些年来,美日、美欧之间贸易磨擦,俄欧之间北约东扩冲突,日俄之间北方四岛纷争,中美之间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出口军火问题,以及中俄之间边疆划分问题、中日之间侵华战争责任问题、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等等,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但相互各方均能采取克制态度,坚持对话,相互妥协,通过积极协商来解决纷争。这是后对抗时代大国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又一特点。
   
   其三、国家利益多元化
   
   后对抗时代,两极对抗终结,各大国间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国家回归到各自利益的本位上。无论传统意义上的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各大国都基于自我利益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再盲目追求旧国家联盟中的价值取向一致性。例如,近两年美国的盟国不再追随其在联合国人权大国上批评中国,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看重中国市场,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现实态度。再如1995年中美关系一度恶化,日本、德国和欧盟不但没有跟美国跑,反而更加积极地开展与华交往,意在从中美关系恶化中捞取更多的好处,被美国国会一些人批评为“牺牲美国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同样,中国在冷战后对待南韩与北朝两国关系问题上,在联合国制裁北朝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一改从意识形态出发,采取“一边倒”的传统立场,转而开始与国际社会合作,常常发挥着南北韩冲突调解人的作用。由此可见,各大国在对待相互关系问题上,都回归到国家利益本位,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多元化价值取向。这是后对抗时代大国关系发生变化的又一大明显特征。
   
   其四、相互戒备与防范
   
   尽管后对抗时代各大国间采取了妥协与合作的姿态处理相互关系,但并不等于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心理隔阂和意识屏障,各大国间在制订本国对外政策时,往往受到戒备与防范意识操纵。俄罗斯极其担心“北约东扩”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此外,美国作为当今时代的超级大国,也暗藏防范经济不断发展,国势大增的中国,在21世纪可能构成的挑战。于是“中国威胁论”和“妖魔化中国”都在美国有一定的市场,而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中美就中国加入“WTO”已达成协议情况下,美国仍有相当多的人反对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同样,中国民众也存在不信任美国的民族意识,总认为美国是吃羊的“狼”;而一些极左思想严重的人,更时时担心美国要“和平演变中国”,“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以至于国防备战,年年两位数增长军费,至今不息。还有中国至今对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保持高度警惕,时时敲打日本不要忘记历史。而日本也对中国不断购买先进武器,加快发展军事力量存有戒心;“日美安保条约”,正是这一戒心的最好例证。总之,相互戒备与防范,是世界走向后对抗时代反映大国关系变化的又一大特点。
   
   但从总体上看,后对抗时代的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要求更加紧密地合作,共同发展,缩小差距。大国与大国关系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问题的解决有重大的影响,因而所有大国都负有重大的责任。新时期的大国关系,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也不同于冷战时期,情况要复杂得多,矛盾也更加多样化。因此如何通过磋商和谈判,寻求解决双方或各方分歧,找到利益问题的汇合点,达成一致或共同妥协,是决定当今世界进步和稳定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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