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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4)后对抗时代社会透视之四

四、时代三大毒瘤

   

   后对抗时代是从旧文明走向新文后对抗明过渡的时期。因而这一时期沉坷泛起,重病在身,而专制主义、权力腐败与侵犯人权正是导致后对抗时代恶症难愈的三大政治毒瘤。

   

   一是专制主义:老朽的拐杖

   

   专制主义是一种独断专行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它与文明社会中的平等、合作、妥协与谈判水火难容,是文明社会最难攻克的顽症之一。在思想领域推行专制主义,就是思想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专制主义,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在社会管理上推行专制主义,就必然形成专制制度;在国家对外关系上推行专制主义,就是国家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是社会进入分裂时代的产物;是支撑对抗性历史的一根老朽的拐 杖 ;是一种唯我独尊、排斥异已的社会强权的表现形式。哪里有专制主义横行,哪里就没有平等、自由与谈判。专制主义表现为“私天下”、“一言堂”、专横与武断。

   

   由于专制主义是在强奸他人意志情况下为所欲为的,所以无法使人情愿接受,只能借助暴力来达到目的。因而它是激化社会对抗的恶魔,成为导致社会动乱、不公、腐败等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

   

   哲学家沸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认识:“对于专制主义来说,最根本的是两种倾向:渴望对人的权力,渴望屈服于一个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外部力量。”

   专制主义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制度,就会走向寡头政治和独裁道路上,就会具有一种无法制约的自我增殖和对外扩张的力量,就会以征服对手,实现统治一切为目的,不断开辟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它滋生对抗、繁殖灾难。当专制主义一旦越出国门,就会蔑视国际秩序,肆意无忌地推行强权政治,直到走向覆灭为止。历史上所有的专制帝国都贯彻着同一种逻辑。从公元前4世纪罗马推卸专制主义的萨谟索战争,野心勃勃的亚历山大东征,到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用坦克履带推行强权政治,都是前车之鉴。

   

   后对抗时代,专制主义势力已相对缩小,专制主义已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横肆东西,但在地区事务和国家内部尚有市场。世界上仍有许多人民处于专制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

   

   二是权力腐败:脱不下的阴影

   

   人类进入后对抗时期,伴随着消费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发展,世界已经商业化了。在旧文明精神理念瘫塌的同时,旧世界的规则、制度和秩序已经紊乱,因此政府腐败、权钱交易,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腐败阴影不断扩大,已经构成圆动工具全球化所要求的“效率、公平与机会均衡”三大原则的反题,严重扰乱了资本世界扩张的正常秩序和向新文明社会形态过渡的发展方向,成为威胁人类社会进步的又一大毒瘤。腐败不仅是贪污、贿赂、特权和违法乱纪,而且还可能导致垄断利润和巨额存款,阻碍经济发展,扰乱国家秩序,污染社会空气。它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蔓延之势(已经导致了政治腐败和司法腐败),而且在发达国家也是久治不愈的,特别是日本、德国、意大利等不断暴发政治腐败丑闻。这不仅威胁着正在走向改革道路的国家事业的成败,而且也威胁着最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活力和信誉。

   

   冷战结束不久,世界上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美国就爆发了轰动全国的国会众议员银行透支丑闻,令社会舆论哗然。连年来,腐败不仅使日本内阁倒台,英国首相梅杰成为“最不受欢迎的首相”,德国总统科尔下台后仍遭司法调查。2000年11月法国又爆发军火销售贿赂中国大陆与台湾官员丑闻和12月爆发的涉及总统希拉克政党非法集资丑闻等等。

   

   腐败问题不仅在西方国家有不断蔓延之势,在东方世界更是日趋严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辞职前在美国卷入钱案;印尼总统苏哈托因家族腐败日甚被赶下台 ,台湾国民党因黑金政治而丧失执政地位。在中国大陆,更是腐败日盛,旧治不愈,甚至连中共政治局常委与人大副委员长都成为千夫指的腐败分子。时至90年代,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党政、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被腐败的因子所吞噬,纷纷堕入法网。1992年至199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000多件,结案670100件,给予党纪处分的669300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337492人,其中省部级干部78人,厅局级干部1973人,县处级干部20295人。全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经济犯罪案件及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犯罪案件457680件,比上年同期增加24.6%,其中大案21734件,比上年同期增加48.2% 。在这几年中,每年发生的腐败和渎职案件都以5%左右的比率递增。今年3月8日,胡常清被处决;5月“陕西第一贪”徐光明判处死刑;9月14日,成克杰被执行死刑;10月13日,“广东第一贪”谢鹤亭伏法。仅2000头8个月,检察机关就查处了贪污贿赂案2•3万件……此外,还有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由于舆论监督不到位或享有法制豁免权,而没有受到惩处。由此可见,社会腐败已经成为后对抗时代的一个脱不下的阴影。

   

   三是侵犯人权:文明的死角

   

   侵犯人权是寄生于当今社会病体上又一大难症。后对抗时代的世界,许多国家不尊重,甚至粗暴践踏人权,并借口所谓国家内政和多数人的利益,掩污藏尘,抵制国际社会的批评,背叛自己对国际社会的许诺。

   

    1993年6月维也纳人权大会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严肃抨击一些国家从政治私利出发,肆意圈定人权的范围,并在大会发言时指出:“不可否认,有些国家总是企图抢劫或没收人权”。他认为如果有些政府“变成折磨本国人民的政府”,国际社会有权干涉。根据联合国人权中心1993年4月统计,世界至少有一半人口被剥夺了基本权利。该中心在1993年头5个月里,已收到12.5万起有关侵犯人权的控诉案。该报告说:“人们认为这只是实际人权案——包括拷打,集体处死,随意逮捕,缺乏舆论自由,腐败的司法体制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强奸)——中的一小部分。”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落后的专制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在庆祝《世界权宣言》45周年时发表讲话指出:今年又收到30亿侵犯人权事件的报告,超过以往的数量,人权形势十分严峻。

   

   当今世界不仅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在比较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权问题。例如美国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引发的暴爆乱就是一起。在欧洲,人权保护法庭在一份报告中说,该法庭自1974年建立以来宣判的侵犯人权案件:意大利79起,英国31起,法国23起,是欧洲人权记录最糟糕的三个国家。该法庭还说,这三个国家公民的起诉案件占该法庭20年来审理案件总数的1/2还多。在亚洲,是人权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甚至连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也一直态度暧昧,只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缺乏国际的人权道德和责任感。该国政府曾拒绝为邻国“持不同政见者”申请庇护,就足以窥见日本人权政策上的投机性。但至1993年下半年来,日本人权政策似有变化的迹象。

   

   中国大陆自1989年“6、4事件”以来,每年都在世界人权大会上遭到西方国家提案谴责,尽管至今仍未通过“采取行动”决议,但这种每年一次针对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程序性表决”,本身已把中国大陆政府推向了被告席,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直至2000年10底,中国人大会议仍以“准备不充分”为由,未予批准《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际人权公约》,再次遭国际舆论批评。

   

   后对抗时代,是一个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崇尚个人自由的时代。侵犯人权与反侵犯人权的斗争,将成为这一时代的世界性政治主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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