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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旧文明时代的对抗哲学及其实践之六

北大校院里的“25次掌声 在与全球同步旋转的中国,如果也有曽聚焦一时的俄罗斯狂人日里诺夫斯基“竞选箱”,我相信其得票比例会毫不逊色。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民意”的体现,那么它不过是那部分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未来,仅仅“跟着感觉走”的“民意”体现。据香港《亚洲周刊》披露,有位青年学者曾到北京大学院校里做过一次演讲,直言不讳地主张中国应当搞民族扩张,大受学生欢迎,其演讲前后竞25次被掌声打断。这一事实,再一次力证了“对抗哲学”、民族排外在中国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土壤。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本是“天人合一”,既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主张人与人的“和谐”。儒道墨各家都是中华“和谐”价值观念的丰富资源。爰及秦朝,统治者基于“一统天下”的需要,举法家一孔之见,焚书坑儒,消除异已,使中国走向了高度专制加暴力的中央集权社会的发展道路。封建时代的中国统治者,常以大国自居,在外交上要求周边临国臣服纳贡;在政治上搞“朕即国家”,独断专横,以人治人;在文化上搞“一言堂”、“文字狱”,排斥外来文明,压抑言论自由,使中华“和谐”价值观倍受冷落。近代统治者更是妄自尊大,闭门锁国,拒绝交流,腐败没落,纵有万里长城,终被洋人坚舰利炮所破,使整个国家蒙受耻辱与欺凌,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因而也就有了“义和团”、“小刀会”等反满排外民间组织,整个民族走向了以暴对暴的发展道路。中国现代社会阶级斗争激化,手足对抗,同室操戈,加之倭冠铁蹄踏于我土,令中国大地陷于激怒状态,进一步强化了炎黄子孙的民族斗争意识,可谓阶级仇,民族恨塑造了一代英雄史诗式的“龙的传人”。历史辩证法从来都是“得失守衡”的,正因为近代中华民族“苦大仇深”,也就积蓄了更多的对抗意识和丰厚的斗争资源。中共建制后,本应卸下陈怨旧结的政治包袱,专注于经济建设,但却一度受“极左”路线支配,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坚持对抗哲学,继续闭门锁国,妄自尊大,致使“世界革命的圣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坚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发现自己还填不饱肚皮时,发达国家的人们已有了轿车与别墅;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借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之上,我们的父辈却还在给孩子们买红缨枪,教他们学说:“不许动”。我们的政治家、教授、将军、士兵及那些坚持“说不”的青年们,是否也反思过,这简单、直观的事实背后所隐喻的深刻哲理?要知道未来的竞争是在全世界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进行的。还在孩提时代,我就被一桩难以启齿的往事深深扭曲了幼嫩的神经,以至于刻骨铭心,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那时正置于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到处燃烧着“阶级斗争”的情绪化烈火。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同学无聊地闲游,在一条僻静的街巷,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他拿着一盒扁装罐头,走几步便停下来,用石头敲打……我们“深挖洞”一代少年头脑里的那根“弦”霍然崩紧了。那是一个到处都在“加工”阶级敌人的岁月,电影、报刊,甚至老师的教案里都潜伏着“美蒋特务”。有个同学说:“他手里拿的不是发报机吧?”这话挑起了大家梦想过把子“儿童团”的瘾。大家经合计,一拥而上,夺下那人的罐头,七手八脚把他揪到了学校,向老师报“功”。但谁知老师听了我们的回报,深深叹了口气,放那人走了。老师显然很苦恼地摇了摇头,莫明其妙地说:“你们小脑瓜里都塞满了什么?”老师告诉我们,50年代那人也是该校的老师,57年因多说了话被打成“右派”,妻子带着仅有两岁的女儿与他“划清了界线”,后来他便精神失常了。老师当时虽不敢表示同情,但却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是精神失常者的理由。也是那个和平年代,大洋彼岸的多数人民已经开始主张和平,反对他们的政府充当“国际宪兵”,特别是卷入“越南战争”。当我们十三岁梦想拿红樱枪,抓特务,当“儿童团”时,美国人比尔盖茨也十三岁,却编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但仅是为了玩三连棋。当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计算机“将会改变我们和整个世界”时,而我们却在勒紧腰带,发动“革命”。在国内,人整人,同室操戈,父子反目;在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大谈特谈要“准备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甚至帮人打仗,“输出革命”。在这期间,中国仅向越南提供打仗所需的军事、经济和外汇方面的无偿援助和无息援助,总额就超过了200亿美元。其中武器备有:各种枪支177万支,火炮3万余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舰艇177艘,汽车1.5万台,地对空导弹系统3套,雷达260部,无线电台3.2万部,有线电台4.9万部,工程机械4834部,舟桥15套,各种枪弹10.4亿发,炮弹1660万发,地雷19万个,炸药1.5万吨,以及大量的防化、观测、侦察器材和其他军需物资。此外,从1960年至1977年,中国还无偿援助老挝各种枪支11.5万支,火炮2780门,坦克装甲车34辆,各种枪弹1.7亿发,炮弹267万余发,手榴弹92万枚,地雷25.4万个,无线电台2530部,有线电台2654部,汽车773台,炸药958吨,军服257万套,主副食品771吨,还有近千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长眠于越南和老挝。我们至今也没有深刻地反省过,该不该在他国领土上卷入战争,该不该支持波尔布特;该不该在中苏边界、中越边界上为意识形态而战?文革结束后,当我们刚刚揉开了睡醒的眼睛,敞开大门,请进了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却又与大洋彼岸一样遇到了以电脑为标志的全球圆动工具革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无情地瓦解着建立在烟囱工业、主权方格基础上的世界文明。于是旧的理念瘫塌,阶级分野模糊,“革命情操”、“理想主义”再也难以重新唤起人民的热情,改良的土地上不仅丰收了玉米和麦穗,也复活了算命与巫婆,以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各个领域,都缺乏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来适应时代的变化,整个社会陷于互不信任,关系松懈的不和谐状态。后冷战的中国,边陲县城的个体商贩,与北京大学讲坛下的学生一样,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压抑、沉闷和迷惘,需要精神刺激与情绪发泄。他们喝烈性酒,跳“迪斯科”,如同读“要准备打仗”书,听“民族扩张”演讲一样,能够得到片刻的刺激性满足。无可非议,这便是对抗文明陷入沼泽地里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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