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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旧文明时代的对抗哲学及其实践之五

对抗文明临终效应

   当柏林墙倒塌的事实,一夜之间改变了对抗时代的游戏规则,东欧各国的政治力量开始了重新“洗牌”的过程;当西方政客们不无慧眼地预测俄罗斯大选中的民意将在叶利钦代表的民主派与久加诺夫代表的俄共势力间做出选择时,想不到那里的公民们竞将19%的选票投给了素有“彼德大帝扩张主义遗传”的日里诺夫斯基,令西方舆论大跌眼镜。无独有偶,日氏的“成功”竟令“改革开放”后《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不无仰慕地声称“我们需要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再次令世界舆论为之哗然。那么日里诺夫斯基究竟何许人也,又有何见地竟在后冷战时代具有跨国诱惑力,令疆外青年为之倾倒。日里诺夫斯基出生于1946年,从政前曾为一个不起眼的法律工作者。1989年他发起组建了前苏联第一个反对党——自由民主党,主张民族扩张,实现大俄罗斯梦想。当时由于其出言狂妄,信口开河,为国际舆论所关注。他曾声称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会派士兵到印度洋洗脚,(彼德大帝就想要找个长年不冻港洗洗冻麻了的脚,以伸展伸展俄罗斯的全球战略);要使印度次大陆统一,以使“汉普蒂邓普帝国”重圆,并扬言不能让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存在。他在访问保加利亚时大放厥词,声称要把该国总统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保加利亚总统则要请求俄罗斯政府,今后议会选举时先对候选人进行体格检查,剔除日里诺夫斯其这种精神病人。他不仅公开表示反西方,而且多次攻击中国。当日里诺夫斯基的极右政治面目遭舆论抨击时,曾有意想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但已是亡羊补牢。那么日里诺夫斯其为什么会在俄罗斯赢得选票呢?这与德国新纳粹运动为什么会复兴一样,令冷战后的世界困惑不解。舆论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苏联红色帝国”分崩离析后民众情绪失落感所致。如果仅此而已,那么为什么又能令中国青年青睐?尽管日里诺夫斯基赢得选票发生在世界走向缓和的冷战结束时期,但是人类漫长苦难的对抗历史给社会造成的创伤,并未随冷战的结束而得以愈合。二战后全球性两极对抗的“雅尔塔秩序”虽已谢幕,但新的国际秩序并未形成,以至于冷战后的两三年里世界仍动荡不安。当时东欧各国纷争不息,俄罗斯政治、经济陷于窘境,波黑冲突难平,巴尔干流血不止,非洲战乱、饥荒蔓延,朝鲜半岛核问题冲突迭起,南北经济差距加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在美国有“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暴力排外;在日本有“青年社”寻衅滋事;在匈牙利有分裂主义动乱威胁。无论在希伯伦、贝鲁特还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极端民族主义酿制的同味苦酒。我们不能孤立地,仅仅从俄罗斯本身的原因来看待“日里诺夫斯基现象”。虽然前苏联列宁主义的旗帜倒地之后,大苏联国家主权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较劲,经济改革困难重重,旧的信念彻底破灭,极权主义压制下的民族矛盾频频凸现,这些都是为“日里诺夫斯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但这都还不是最本质、最主要的原因。日里诺夫斯基之所以能在俄罗斯议会大选中赢得19%的选票,并与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扩张排外倾向遥相呼应,决不仅仅是俄罗斯国家方格里的肌肉萎缩和皮下痉挛;而是人类对抗哲学步巅峰所导致的全球性公共意识的瘫痪和个体神经的紊乱;是对抗基础上建立起的不断“加工”敌人为特征的旧文明意识形态走向绝路,世界性的信仰崩溃,精神空虚,悲观、迷惘、歇斯底里的情绪反应。我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对抗文明临终效应”。 “对抗文明临终效应”在全世界如同深陷沼泽里的困兽,无论如何狂怒、挣扎、不遗余力,都终将无可力挽地越陷越深。而当前世界性的教育危机,道德论丧,贪污腐败,拜金主义,反理性主义,色情、吸毒、恐怖、崇尚暴力,追求刺激,如同碎了贝壳的生命,随意添充着没有内容的形式。人们在这样一种光怪陆离,千疮百孔,又无可救药的旧文明面前,一面品味着当代高科技发酵酿制的烈酒,跳着快节奏的“迪斯科”;一面捏着一筹莫展的政府发下影响共和国命运的选票犹豫徘徊。当有人高喊“跟我走,‘过把瘾’,重建大俄罗斯!”时,他选票箱里的投票就好不足奇地会从1%到19%。难道这不是一种思维错乱、认识颠倒的“情感决择”。如果说一种简单的比例就可以体现民意和社会积极方面变化的话,那么今日世界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离婚率、犯罪率、吸毒及艾滋病的比率都在上升。冷战后新纳粹活动正在世界范围内死灰复燃。在德国,极右势力在每次选举中获得5%至14%的选票。新纳粹组织和穿黑皮夹克的光头分子叫喊:“希特勒万岁”和“外国佬滚出去”,仅1992年他们就制造了2184起暴力事件,造成17人死亡。在比利时,极右组织弗拉芒集团拥有12%的选民,在奥地利,自由民主党在不断扩大,它拥有18%的选民,已成为维也纳的第二大党。在瑞士,3个极右政党在联邦议会中占有16个议席。在北欧国家同样如此,在挪威和丹麦出现了进步党,在瑞典出现了新民主党,它们都属于新纳粹主义势力。在东欧,排外和种族仇恨明显发展,极右报纸《政治报》认为,“在布拉格,处处都散发出火药味。”同时,这家报纸还公布了168名“犹太人和混血犹太人”担任领导职务的黑名单。在捷克,光头党对茨罔人和越南人“采取暴力行动”。在匈牙利和波兰犹太人的坟墓和教堂经常受到亵渎。在罗马,发行最大的《大罗马尼亚》周刊,每期都发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正义党同塞尔维亚激进党一样,在贝尔格菜德十分活跃;而俄罗斯,80年代初出现的“纪念”协会虽已消失,但十几个新纳粹党接过了它的旗帜,特别是日里诺夫斯基在大选中获胜,一些西方人把他比作希特勒1930年在德国选举中获胜,仔细分析一下,两者是有共同之处的。当时德国,正值1918年的失败和凡尔赛条约引起了复仇的渴望,而冷战后的俄罗斯也正因苏联解体引起同样的不安和深深的精神创伤。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阿兰、比尔在解释这种逆流产生的原因时说:“这些运动的出现有超国界的原因。第一,经济危机破坏了各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各社会阶层和中产阶级。第二,这场危机打乱了所有的政策调节机制,各国无法执行经济政策。结果是:人民感到他们的代表已不再能保护他们。第三,各国出现了文明危机。它们已提不出道德准则的范围。因此,人们产生了不安全感和不愿与别人交往。”我愿再加上一条,即各国日趋严重的暴力、恐惧新闻、影视宣传,客观地刺激了人们发泄不满和放纵无羁的行为,这也是工业社会高速发展后所导致人们心灵变态的一种负面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对抗文明走向没落时的“回光返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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