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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旧文明时代的对抗哲学及其实践之四


“加工”敌人的思想方法

    ——策动人类自我对抗的发动机
   
    1936年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出版了《苏联归来》一书,该书当时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持积极的肯定态度,但同时又以友善的态度批评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现实。他本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但想不到当时坚持阶级对抗学说的苏共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台把一切提出批评意见的朋友“加工”成敌人的机器。于是安德烈、纪德也不可避免地在《苏联归来》问世不久,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以至于导致了另一位社会主义的老朋友,著名作家罗漫、罗兰,50年内不敢公布自己访苏后撰写的《莫斯科日记》。他在该日记中描绘了苏联吹捧的作家高尔基如何养尊处优,富华堕落,“过着封建领主式的生活”,有四、五十个国家供养的工作人员天天为他一人服务。同时写道:“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权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欲变成特权阶级”。罗漫、罗兰担心不断以“阶级斗争”观念“生产”敌人的苏共看到他的日记,肯定也无法避免安德烈、纪德的命运。因为罗漫、罗兰妻子的父亲是俄罗斯人,而当时的苏联正处于“肃反”时期。他在该日记的原稿扉页上写道:“50年内都不得发表。这50年从1935年10月1日算起。”
    在前苏联对抗意识形态把朋友“加工”成敌人的最著名一例,莫过于苏联的“氢弹之父”,列宁勋章的获得者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热情拥护者,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后来仅仅因为他不赞成苏联政府不顾人民的温饱与情绪,疯狂地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便被一步一步地逼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如果当时的苏共能够听取一些善良的“不同政见”,怎么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

    如知识分子在苏联的不幸一样,当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极左路线同样把不少善良的朋友“加工”成敌人。马寅初先生仅仅因为提出了有益于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就被打成右派。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就大搞“加工”敌人的“阳谋”。他在提倡“双百方针”时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当时即使苏联同样也“加工”了不少敌人的赫鲁晓夫都为之咋舌。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果然如此,据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定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用阶级斗争观念生产敌人的方法已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并在全国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错划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
   然而,继1956年“双百”之后的1957年、1958年“反右”阳谋并没就此结束,从1959至1960年,又发起让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仅在党内就再次“加工”出36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批判或“政治流放”,当时仅中央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军队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6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而党外群众遭到迫害的人已无法统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搞“阳谋”式“加工”敌人的方法,残害了一大批尚未涉世的大中学生。当时在各大中学校,老于世故的党委负责人掀起所谓 “向党交心”运动,鼓动学生“挖思想,献忠心,紧跟党,干革命”,诱导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不满意见。党委对青年人的意见先是称赞、表扬,同时组织人暗地里把他们认为反党的言论记录、整理出来,载入档案,做出政治定性。就这样,如此一些天真耿直的学生,先后被“加工”成“反动学生”、“异已分子”、“内控分子”。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仅仅因提出“合二而一”新概念,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到1964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而中央党校内则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番轰炸。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在中国这种“加工”敌人的思维方法延至“十年浩劫”,已达登峰造极地步。在这场“文化革命”中,直接打击株连了一亿多干部群众,而仅惨遭政治诬陷迫害的就有73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而因大搞“阶级斗争”“捍卫毛泽东思想”武斗丧命的有40多万人,可谓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加工”敌人的大生产。由此可见,对抗哲学就是一台不断在意识上“加工”敌人的机器;而“阶级斗争”实践,则是一台不断策动人类自我对抗的发动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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