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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旧文明时代的对抗哲学及其实践之三


种族仇恨与阶级斗争

    ——20世纪两大反人类逆流
   
   对抗哲学在20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以人和民族为仇恨或消灭对象的反人类暴政:一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它主要以侵略或征服其他民族、称霸或统治世界为野心,以虐待、残害或屠杀同类为对象,在全球范围酿成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命、财富和精神损失;二是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它摒弃了原始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过分夸大、刺激了阶级斗争,主要以消灭政治反对派、肃清异已,镇压人民反抗为特征,和打击、迫害或消灭有产阶级为对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辟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世界。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每个以苏联为“老大哥”的国家中,都无一例外地制造了国内政治对抗,酿成对同类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斗争的恶果。
   美国社会学家西塞勒、鲍克说:“20世纪中体现迫害与暴力的凶残形式多于任何一个世纪,尤其是出现了论述暴力的人——暴力、迫害与偏见的伟人——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以尼采的权力论为思想基础,以强者自居,对内实行民族清洗和法西斯专政,对外发动“优等民族”征服劣等民族的国家战争。这在他看来是自然法则的必然运动。

   尼采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如此露骨地写到:“我的学说是:有上等人,也有下等人。”强者的权力意志表现于统治弱者,使弱者服从自己,“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因此尼采主张“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镇压弱者,维护强者秩序。
   于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就把尼采的思想当作一种行动哲学,凭借暴力对抗来扫清他们作为“超人”或“优等民族”统治世界的道路。由此以来,由对抗哲学派生出的“唯意志论”和法西斯专政就在德国、意大利发展起来。由希特勒亲自发行、他的密友罗森堡主编的法西斯机关刊物《国家社会主义月报》创刊号上有人写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基本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墨索里尼也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尼采的著作“医治了我的社会主义。”希特勒在《自我奋斗》一书中则完全照搬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他说:“强者处于统治地位,而且为了不至于牺牲自己的力量,不能和弱者调和,要是这种法则不能支配着,人类就不可能有向最高生命发展的一切运动。”
   于是,希特勒就与墨索里尼一道用他们的“强者意志”来征服世界,推行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政策。他们不仅在国内纳粹集中营杀害了3600万犹太人,而且致使世界多半地区陷入战火与恐怖之中。直到法西斯形将灭亡之时,希特勒还对其纳粹党徒,专做情报工作的舒伦堡表明决不妥协的立场。他说:“记住一件事,舒伦堡!在这一个战争里是没有妥协可言的!不是胜利就是毁灭!”
   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昭著天下,有目共睹,给整个人类留下的创伤至今难以愈合。国际社会一刻也不应忘记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20世纪令人触目惊心的另一种对抗哲学支配下的反人类逆流,就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在国内政治斗争,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推行的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斯大林在国内,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推行的“阶级斗争”“大清洗”的残酷性和灾难性恶果,较之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并不逊色。尽管这两者的出发点、目标和路线是完全不同的,但却共同崇尚对抗哲学,并在坚持不妥协,以人为斗争对象这一点是相通的;其残酷性、灾难性以及对人类共同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也是相同的。
   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背离了原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决定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片面继承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使其极端化,甚至异化为个人崇拜、消灭异已和推行高压强权统治的工具。
   斯大林毕生的思想基础同样是“权力意志”,偏执于阶级对立、政治斗争。他在统治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与人的斗争中,始终认为暴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手段”,“坚持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崇高使命”的观点。
   他在1929年4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他又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于是他们便对资本家、工商业者进行强行改造,在他称之为的这场“不调和的斗争”中,成千上万的人被残害。
   在农村问题上,斯大林偏执的一个问题是“列宁说过,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他基于这种观点,发动了激烈的斗争,强迫农民走“集体农庄”的道路。在此过程中,饥荒和屠杀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相当于一次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所造成的恶果。
   斯大林为了强化其绝对权威,扩大“阶级斗争”的声势,肃清队伍,消灭异已,在苏联进行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党内党外的清洗运动,其波及面之广,迫害之残酷,实令人发指。这一历史被苏联史学家们称之为“冰冻时期”。在这一时期,就连苏联最高层内部的“十大家族”也未能幸免。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在其撰写的《仅仅一年》中,揭露这种罪恶时写到:
   “差不多每个家庭都遭到了清洗之厄,莫洛托夫、伏罗希罗夫,米高扬都未能幸免。受牵连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每个家庭中都不敢说心里话。大家闷声闷气地过日子……。唯其如此他们才得以苟全性命,免遭池鱼之映……
   莫斯科的这些变幻多端的情绪哟!你们一会儿由黑变白,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从勇敢转为恐惧,从友谊转为责怪,从珍爱到仇恨,从肯定的‘是’变为置人于死地的‘否’,这些从解冻到严寒之间的来回摇摆,这些变幻莫测是和他们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和准则相佐的!不幸的国家,不幸的人民啊!他们获得的不是答应给他们的自由,而是比皇帝的喜怒无常还糟糕的变幻莫测,而整个国家的命运不得不取决于这些……”。
   这就是斯大林的女儿亲自揭露其父的“残酷阶级斗争”在苏联构成的“红色恐怖”。苏联高压统治70余年,杀害了360多万人,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吗?除此之外,苏联“残酷阶级斗争”的黑手还曾强暴过东柏林人民的反抗,镇压过布达佩斯群众起义和“布拉格之春”的变革。甚至80年代、苏联还在波兰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独立团结工会运动”,使斯大林主义的“残酷阶级斗争”国际化,在所有以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国家,投下了同样的阴影——阶级斗争扩大化、极端化和残酷化,这成为20世纪另一种影响最大、波及最广、灾难最深的反人类逆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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