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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旧文明时代的对抗哲学及其实践之二


对抗哲学溯源

   
   人类以我为中心,在处理利益纷争时,采取“以力量对比决定胜负”的价值取向和“肯定——否定”思维定式的理论表现,就是对抗哲学。千百年来,东西一脉,南北同辙,无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怎样发展,有何不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不是黑、就是白”,以对立、简单、直线思维方式为特点的对抗观念之害。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不同的样式表现着对抗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本质。
   对抗哲学是人类暴力斗争的思想根源;是人类步入对抗社会以利益为中心,相互否定的一种认识和行为在观念上的反映。当对抗哲学成为统治人类社会的主导思想之后,以同类为敌的残酷争斗就不可避免了。于是乎社会无休无止的天伐地讨,东征西战,憎恨、报复、你死我活的暴力活动便愈演愈烈。对抗哲学也就成为一种分裂社会,破坏世界,毁灭人类的思想原子弹;成为激发人间罪恶的精神策源地。
    现代社会的残酷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是对抗哲学的最集中、最全面的社会现实。它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这个阵营还是那个阵营,都同样制造着灾难、恐怖和战争;留给社会的是破坏、动荡和流血。当人类对自己走过的历史大彻大悟之后,就更加认清对抗哲学的破坏性本质。

   追根究底,对抗哲学也是由矛盾学说发展而来的。“对立统一”作为矛盾学说,曾一度处于社会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以至于许多人类思想家过分推崇对立的意义。人类先是从自然界发现了对应存在的事物关系与运动,如天与地、太阳与月亮、白天与黑夜、男人与女人,既对立又统一的和谐与发展。后来这种发展迎合了人类自我分裂与斗争的需要,便被抽象为一种主观观念,形成思想体系兴盛于世。不仅中国先秦时代思想家多次揭示事物对立产生和谐的意义,而且在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也曾指出“对立的力量可以造成一种和谐,正如弓之如玄一样。”阿那克西曼德的对立思想,途径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发展、到黑格尔时,集前人之大成,形成了著名的“矛盾学说”。黑格尔认为:对立统一“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这种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社会的发展。
   无可置疑,对立是事物存在的一种方式,是运动和发展的一种性质。建设性的对立是积极的、进步的,它会导致合作、和谐与创造;而破坏性的对立则产生冲突,构成对抗,导致分裂。在社会事物上,建设性的对立,意味着相互承认,和平竞争。它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导致人类进步。而暴力对立则只能是鱼死网破,两败惧伤,共同毁灭。一种成熟的社会制度,一定离不开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只有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才能保持社会制衡机制的活力,促进政府高效与廉洁,实现“主权在民”的愿望。而破坏性的反对派,只能导致社会分裂、混乱与灾难。
   但是,对抗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思想著作,大都笼统、片面地理解了对立的积极意义,而忽略了对立也会产生对抗、破坏和分裂的消极后果。人类发展的整个进化史,从纯自然的强弱对立状态中逐步走向贫富对抗,官民对抗、阶级对抗和国家对抗的全部过程,力证了人类意识从对立走向对抗的历史演变。
   对抗哲学,是对立统一思想趋向僵化、片面和极端的一种思想现实。它的核心在于把斗争的焦点对准了同类,而不是导致人们产生对抗的问题本身。这种哲学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从对抗立场出发,采取“肯定——否定”的思维模式,认为自己百分之百的正确,对方百分之百的错误,把一切责任推给对方,把全部仇恨对准同类,因而也就不会有妥协、有合作、有通过建设性地击败问题来寻找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方案。而是志在斗倒对方,坚持破坏性的对立。由此以来,对抗哲学就成为造成社会分裂,导致人类毁灭的思想原子弹。
   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对抗哲学的一种政治表现。它一旦为人们所接受,社会便成为人与人斗争的战场,无论在何种国情中,都会无一例外地激化深仇大恨,导致报复与惩罚,以及大规模的冲突与流血。从苏联的“大清洗”,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旧文明历史中的每一场社会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延续着破坏性的斗争和手段;每一代“革命者”,也都无一例外地承袭着他们的斗争对象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来夺取政权,并用这种思维与行为方式来统治社会。人类自从进入了对抗社会之后,对抗意识便愈蓄愈久,盘根错节于我们的大脑,成为我们思想“仓库”里的“核武器”。它与我们现实中的核武器同步增长。而对抗哲学制造的意识大裂变,较之人类制造的核武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破坏力和毁灭性。它蓄之愈久,其爆炸力愈大。
   冷战的结束,已经使人类对核弹头的积累有了深刻的反悟,然而是不是对我们思想中的“原子弹”也有同样深刻的反悟?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对抗哲学,彻底解开人类意识上的死结,那么我们的每一个大脑都是一枚核弹头,一旦引爆,足以把地球毁灭掉。这种现实危机,在各种冲突引燃的导火索上,一天一天地向我们迫近,千年之交的巴以冲突就是例证。如此下去,对抗哲学最终会毁灭人类自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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