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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冷战结局的新解读

   
   
    面对柏林墙倒塌的事实,即使做梦都想使“列宁的故乡”回归自由世界的西方政治家们也未曾怀疑,苏联的政治制度至少能再运作50年。想不到那个震惊世界的“8.19”政变,一夜之间致使雄居一方,拥有世界最强大核武器的多民族“红色帝国”,未经“敌人”一枪一炮,便与失去灵魂的“华约”集团一起,分崩离析,四散五裂了。于是“是谁击垮了苏联”,己成为冷战后的一个时代性的话题。
    今天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华约”的走散,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结果。如此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联盟成功地应用了中国“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这岂不是太捧扬、太神化“美帝国主义”了吗?还是让我们用更冷静、更客观和更具说服力的理性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吧!
    如前所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再验证了这样一条“普遍和谐”的圆动规律:当人类自由意志所导致的行为选择(包括国家行为选择)推动的事业,适应了宇宙“节约法则”支配的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自然力趋势,与之构成和谐对立关系时,就会成功、通达;反之,人的行为选择(包括国家行为选择)推动的事业,背离了自然力的发展趋势,与之构成对抗性对立关系时,则最终会惨遭失败。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使用相对先进的圆动工具体系,是实力超强的工业大国。然而一个真正代表、体现了圆工具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要求,适应了资本扩张的自然发展规律,按市场法则建立和完善起自己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因此,即使冷战也未能完全扼制它的科技发展、信息进步和经济领先的势头;一个却在使用先进圆工具的同时,逆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要求而动,借长官意志推行计划经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致使国力衰退,民不聊生,国家分崩离析。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集团国家,是在自然力量的驱策下,建立起完全应合了资本扩张需要,体现了人性自由发展,遵循了市场平等互利、等价有偿规则,并相应建立起权力制衡、自由选举等政治制度。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却是从反资本“罪恶”的良好愿望出发,以人的主观意志派生出的信仰为基础,建立起一种逆经济规律而动,不尊重人性自由发展,少数人固定化、强制性垄断权力的僵化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已经成为科技现代化所带来的民主现代化的桎梏。
   除此之外,苏共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来,执行了一种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圆工具体系及资本方式生产财富的代表者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对外扩张,输出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一错误路线,一方面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结成联盟,集中力量对付、扼制苏联;另一方面由于不顾人民疾苦,穷兵黩武 ,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为发展高科技尖端武器,耗尽了国力,拖垮了人民,致使民愤沸腾,怨声载道。而苏共为维护安定,不得不执行高压政策,强求一致,排除异已,镇压不同政见者,完全背离了现代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管理民主化的历史趋势。
   更有甚者,苏共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他国跟其指挥捧转。南斯拉夫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苏联的种种做法很像一个傲慢的帝国主义大国,而不象一个同志式的共产党国家”。当时,谁在执行政策上有异样,谁就会遭到苏共的打击报负,曾先后“讨伐”过南斯拉夫与中国,并出兵东德,镇压匈牙利,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干涉波兰内政。结果却在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高峰时,首先导致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当时,美国领导的松散联盟,由于遵循了自然主义的价值观而保持了它的团结;苏东联盟却主观臆造政治信仰,强求一致,结果不到20年就分裂了。资本主义阵营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共性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人性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统一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因而这种高度的统一性较之松散的联合更难维持。
    由于苏联从政治领域到经济政策,所走的是一条超越自然规律,违背人性自由,导致自身能量消耗与浪费的道路,与社会客观发展趋势构成了对抗性矛盾,不符合社会运动的“节约法则”,因而在这场东西两条发展道路的冷战较量中,西方集团未发一枪一炮,东方集团便首先从内部瓦解了。资本的世界性自然扩张力量,最终击溃了自由意志支配着的“暴力革命”扩张力量。于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最终消解、溶汇、综合了资本运动的反题——计划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便是由社会“节约发展法则”决定着的必然结果,而决非是美国人的政治英明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所能解释的。
    然而,问题不仅如此,人们还应当反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与苏联争霸而扩军备战,耗费了大量保贵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挥霍了人民无穷的血汗,限制了资本自由扩张的能力,并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这同样也是有悖于社会发展圆和运动法则的。因此,这也是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冷战后期,提出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战略性调整的自然原因。
    人类社会自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末的百年发展史,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理解,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从政治角度理解,就是管理民主化与反管理民主化的历史;从文化角度理解,就是崇尚人性自由与反人性自由的历史。冷战产生、发展与结束的历史,无可置疑地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受自然法则支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圆动工具发展及其生产方式的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与“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圆动工具体系,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由此才能促进圆动工具及其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更快、更多、更好地创造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需要;反之则会受到惩罚,惨遭失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至今强大不衰,苏联为什么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的科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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