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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旧文明时代的对抗哲学及其实践之一

一 刻在土地上的檄文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批评一些美国坚持对抗意识,对华不友好立场言论时说:“想把中国变成敌人,他便会变成敌人”。这话读来平平常常,但其中蕴含极其深刻的哲理。你在情感意识上敌视对方,对方就会以敌视还报,因而便会产生敌视与敌视的对立、冲突及对抗,敌人也就这样被“加工”出来。

   在人类定居之初,第一个“圈地已有”者首先是基于“我”的利益而假设会有同类的侵占,因而才会划界防范。当地域分裂之后,陌生人误入了自己家园,你是首先举枪对准他的太阳穴说:“不许动!”,还是迎进庭堂,待之如宾?对此不同的意识、情感与行为选择,便会有截然不同的行为后果。

   当人类自我意识一旦上升为一种对抗的观念,便意味着一种排他性的否定;意味着划分你我利益的一种斗争立场。它是人类从与自然对立,走向与自身对抗的里程碑。人类的这种对抗观念,是伴随着“圈地已有”的历史而产生,并在浪费、污染、劳资对抗的烟囱、围墙工业发展过程中扩张到全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两大反人类逆流、一场全球冷战,就是人类走向全面分裂与对抗历史的一种现实雕塑。

   当人类使用工具改变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时,一切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定居是人类与大自然竞争获得胜利的第一次肯定。伴随着“圈地已有”这一刻在土地上的檄文,人的自我意识便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开始了人类自身分裂与对抗的旧文明历史。人类那不断扩张、变化着的原始贪欲,导致了人类种种利益上的冲突,瓦解了原始人集体与自然抗争的联合基础,进入了人类自己威胁自己的时代——有时为争夺领地,有时为了争夺果实,有时为争夺配偶权而撕打成团,酿成暴力。他们不停地讨伐与报复,把人们用来捕获猎物、开垦土地的工具用来屠杀同类,甚至组织军队,发动“一切人对一切人”相互否定的战争。于是,人们自我利益成为社会重新分化组合的轴心,每个人都受使于自己的贪欲而与人、与集体、与社会发生冲突,接受“以力量对比决定胜负”的自然法则裁判,并形成了对抗谋取利益的思维定式。由此历史上也就发生了许多公开主张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家。中国古代就有扬朱等人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者而不为也。”古希腊尼克哲学派也力主采取一切手段,包括不道德手段竞争个人利益。

   在人与大自然抗争逐步减弱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利益对抗不断加剧,整个“文明化了”的社会,陷入了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家庭与家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相分裂与对抗之中,形成了不平等的利益关系。统治者和富有者由自然状态中的强者演化而来,凭借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奴役、压榨社会下层民众,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反抗,杀人越货,否定一种秩序,又建立另一种秩序。几千年来的社会文明,就是这样一种不断用暴力对抗的手段选择变革的历史。

   以往暴力选择变革的时代,人们的整个思维都处于相互对立状态之中,在解决各自的利益问题时,思路狭窄、片面、简单、粗暴;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所谓“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产物。由此而导致了人们在行动上的尖锐冲突和破坏性后果。人类在长期苦难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仇视、敌对。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不能共享,不能分割;甚至不肯转让,不肯交换,不能讨价还价。我是起点,我也是归宿。人们在同一口泉眼前,为谁先喝第一口水而争斗;在同一座石桥上,为谁先走过而动武;在同一块领地上,为谁来管辖而战争。为了女人而格斗;为了声誉而流血。这种社会分裂基础上无休无止的暴力对抗,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基础。

   在原始生活中,人类的生理需要完全依靠自然界的天然赐物,并接受大自然的选择。猿人像兽一样生活,群居共栖,渴则饮,饥则食,以感觉为先导,完全处于一种天然经济状态。那时人类的自我意识极不发达,更谈不上社会意义上的私有利益。没有语言,没有文化,没有价值取向,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天然秩序状态,根本谈不上以同类为敌的对抗意识。

   原始社会后期,自然经济开始出现,种植、畜牧、制陶等人为的生活资料增多。随着自然经济的缓慢发展,人类群体内部关系逐渐复杂,不仅人的能力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而且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因职业与分工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人的智力、自身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更明确地感知到日趋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自己的地位与利益的重要性,并开始关心群体对自己的评价。随着劳动方式的进化,人类开始被固定于自然界那些大大小小的“方格”之中,形成了新的经济单位。原始人那种天然经济条件下,相互依存,群体合作的基础就瓦解了。这种自然经济的产生,为人们“以我为中心”的私有制和注重谋取与维护个人利益的对抗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经济条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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