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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问题与对抗

    插入人类心脏的楔子“问题”

   人类在一个动力(需求)、两种创造(物质工具创造和思想工具创造)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自己,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定居——当人类先祖使用工具改变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时,伴随“圈地己有”这一创举,利已主义便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种种以利益为轴心分裂人的问题,便成为插入人类心脏的楔子。由此原始人相互依赖、集群联合时期的自然基础便崩溃了,自然意义上的强弱状态,便演化为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状态。随之问题越缠越多,越陷越深,并因此分娩出人类观念上的恩怨、敌对意识,以至于成为人们头脑中再也解不开的死结。人与自然抗争的历史,便为人与人对抗,为了一个西瓜而撕打成团的历史所取代。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对抗时代,暴力与战争始终都是人们争夺利益与权力,选择变革的主要手段,这便有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理论。  当人类祖先创造了向自然攫取的谋生工具,并传给了其子孙们,想不到他们竞用来争权夺利、手足相戮。于是,长变成枪炮,盾牌变成碉堡,甚至集攻守性能为一身的坦克、飞机和航空母舰。这种武器的不断创新,致使破坏性的暴力对抗不断升级,从阶级到民族、从国内到国外,暴力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把人类最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成果,集聚在大屠杀战场的后方,把人类最宝贵的创造精神、时间、精力和财富,投入“一切人”与“一切人”进行力量对比的大对抗、大破坏、共同毁灭的战争前沿。于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原子武器应有尽有,什么最残酷,什么最能斩尽杀绝、破坏环境、同归于尽,就发明什么,而且迅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国家扩散。国家吸吮人民血汗,用以开发高科技尖端武器的借口,无不都是“巩固国防”“保卫和平”等欺人之谈,掩盖国家争霸或军备竞赛之目的,最终把人类社会的对抗政治推向了极端。  武器的发展和军备竞赛,并不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是一种野蛮的现实。  历史的进化,并不仅仅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的简单发展。其实人类好斗的原始野蛮,往往是借助社会文明的翅膀起飞的。原子弹并不仅仅展示着社会高科技成果的发展。在这高度精密复杂的圆动操控技术系统的背后,却隐含着一种最原始、最野蛮的兽的反击与防卫本能,和最简单、最愚昧的对抗意识,以及“不是黑就是白”的思维方式。 人类原始群体秩序是按自然法则得以组织的。那时人与人只有体力上的强弱之分,没有性质上的对立与等级之别。当人类在自我意识确立,并更新工具,有了劳动剩余时,便由于利益问题介入,而使自然意义上的强弱差别状态,异化成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状态。随之社会便步入贫富对立、官民对立、阶级对立与国家对立的分裂历史。 首先是贫富对立。贫富对立是原始强弱差别状态的第一异化。原始人强者比弱者适应环境变化,更容易获得自然赐物。当人类自我意识确立后,强者比弱者更便于打造工具和开垦土地,随着“谁占有,谁受益”这一习惯法的贯彻,导致了强者成为富者,而弱者由于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基础,又相对缺之自我谋生的能力,只有向富者借债或提供劳力来满足需求,于是弱者便成为了贫者。贫富两级分化也就由此掘开了先河,以至于我们共同祖先留下的子孙,一部分异化为纯粹的“肥肉”,一部分异化为纯粹的“骨头”。 其二是官民对立。官民对立是自然状态下“强者为首其余从之”的习惯,向社会管理活动过渡的产物。当时随着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原始部落中的军事首领和执掌公共事务的人便演化为专职官吏,他们可以运用社会集合起的权力支配被管理者,将共同权力转化为个人权力,将选举制度变为世袭制度,由此割断了管理者与被管理的委托关系,割断了权力的合法来源,造成了官民对立局面,以至于我们共同祖先留下的子孙,一部分异化为绝对的权力,一部分异化为绝对的义务。 其三是阶级对立。当社会在贫富对立与官民对立形成过程中,富者愈富成为主子,贫者愈贫成为奴隶。官者永远是官,民者永远是民,社会管理权便由俗权向强权转化了。贫者由于没有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遭受欺凌,日趋感到共同被压迫的不平等命运,于是便有了被统治者联合起来造反的暴力斗争,和统治者联合起来暴力镇压的现实。这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和“胜者王、败者寇”的阶级对抗史,以至于我们共同祖先留下的子孙,被异化为敌对两阵,同类相戮。 其四是国家对立。人类伴随定居、圈地已有的历史和自然经济的发展,社会加深了人与土地的联系,人们成为一定地域观念上的居民,原始部落那种以人身和血族为基础的管辖方式 便被以地域、财产为基础的管辖方式所取代,这种社会管理形态就是国家的雏形。国家一旦产生,就把不同地域上的居民分割开来,国与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地域、居民、财产和利益之分以及主权意义上的对立。当这种主权对立产生冲突时,就有了国家间的战争,产生了“一切人”与“一切人”意义上的对抗。于是大自然赐于人类共同生存的空间,被分割成不同的“方格”,我们共同祖先遗留的子孙,异化成不同棋盘上走不出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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