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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政治改革应“城市包围农村”——创立“政治特区”之我见

   
   
   
   
    1998年春,我以公开信的形式,上书朱镕基,倡议建立“政治特区”,发表在《小参考》上,后又粘贴在国内网站。这一主张,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问题复杂,尚未走出封建专制死胡同的多民族国家。任何政治改革措施的推行,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阻力,甚至带来政治风险。但是不改革又死路一条。因此任何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改革主张,都不能不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采取最节约的方式,有步骤、讲技巧地稳步推进。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建立经济特区,树立样板,摸出经验、逐步推广的策略,其现实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为此,圆和宪政变革同样可以采取由点到面,由易至难,由浅入深的方法,创立中国大陆富有典型意义的“政治特区”,在那里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禁锢,汲取人类民主管理社会的一切先进经验,开放新闻报禁,放宽独立社团登记,扩大公民社会空间,实现党政分离,推行地方普选,建立民主制衡机制,接受民主监督。让实践来证明在中化文化传统中,民主制度是否等于政治动乱;竞争规则会不会导致“一百个首长”;透明与被监督之下的政府会不会松懈与整体腐败。

    在中国内地建立政治特区至少有以下好处:其一,可以改善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落后的国际形象;其二,可以缓解人民要求政改的强烈意愿与政府求稳怕乱之间的尖锐矛盾;其三,有利于探索经验,由点到面,稳步推行政改进程;其四,具有政治象征和启示意义;其五,会对中国统一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最后,由于划定范围试验,出了问题便于纠正,不失为一种以少的投入,减轻震荡,赢得政改成功的捷径。
    当前一些沿海地区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人们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已为创立政治特区提供了条件。在大陆推行政治民主应当先沿海,后内地,“以城市包围农村”,而不是先农村后城市。先进的政治制度只能在工具先进、文化开放的地区首先诞生。国际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村级直选评价过高。由于农村经济、文化较落后,信息封闭,且未摆脱宗派家族等习惯势力影响,推进民主更难,且易走样。因而,应走城市改革带动农村的道路。
    民主制度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圆和宪政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却能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消解社会对抗与暴力开辟道路,提供规则。在后对抗时代的中国,那种试图绕开权力制衡机制来探索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如同过去我们试图超越市场机制发展经济一样,是中国政治精英们治国战略上的最大误区。
    只有现代化的圆和民主宪政变革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不失时机地大胆创立中国内地政治特区,才能跨向中华圆和宪政变革这个必须跨入的门槛!如果中共当局不是借口“稳定”压制政治改革的话,就应当从建立“政治特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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