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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牟传珩:新文明理论通信

新文明理论讨论通信(之一)

   来信: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传珩君:傅升带回你的《赢:赢新格局》一书,我一口气浏览了一遍,其他文章,西安的中青年朋友看完后才送给我看。从你的一本书已经可以看出你的思想体系,的确是新文明思维,是人类社会政治观念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我虽然年已七十,但仍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看了你的书,我激动不已。我相信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格局必然会符合你的设想。不过,我有一个点补充意见。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任何一次根本性或革命性的变革,必然要有一个过渡阶段。人类社会由对抗到妥协的转变,恐怕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本点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过阶级的、民族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他的新思维对于基本结束全球性的冷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却忽略了集团的、民族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惯性,忽略了国内和国际,狭隘民族主义的顽固性和维持一个松散联合的强大国家的必要性,以至遭到国内人民的抛弃。现在,意识形态分歧的余波依然存在,而民族利己主义、霸权主义,不是余波,而是相当顽固,因而,在局部范围,冷战并非结束,对抗并非终止。特别是在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前南斯拉夫、中国、朝鲜半岛,对抗还很严重。仅就中国大陆来说,人民对统治者历来是宽容、妥协的。连崇祯皇帝那样的暴君,人民还长期表示惋惜,对雍正、乾隆那样有作为的暴君,人民还加以歌颂。“六.四”以来,我们这些民主主义者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呼唤宽容、和解、对话,统治者那有一点宽容的意思。就是某些进一步退两步的微小的进步,也是被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像挤牙膏似地一点一滴挤出来的。由此看来,从对抗到妥协的时代革命性转变,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人民及其代言者,必须不倦地阐述和宣传宽容、妥协、和解的理论和主张,同时也不能放松必要的反抗。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不可少的。没有反抗就不可能由对抗的时代过渡到宽容、妥协、和解的时代。浙江问题,我和许良英两个浙江老头已对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指组党)。浙江的年轻朋友正在聚会研究我们的意见,商量善后问题,就遭到疯狂镇压,半天之内拘押十一人之多,一个未参加活动的弱智工人也被开除公职。令人痛心。你书中致世界公民的公开信很好。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五十周年,我们原来想搞一个致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名信,可否请你以你的公开信为基础,突出人权问题。作一些修改补充,我们就无需另行起草了。

    问好!

    林牧98/07/15

   复信: 为“共同妥协”而斗争林老先生: 拜读惠书,感谢您对拙著的抬爱。 您所提及的历史过渡阶段和人民反抗的思想很重要。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的政治概念;民主制度是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基本平衡的产物;而“共同妥协”和“大家都赢”的圆和新文明,却是我们坚持走民主道路要追求的更高价值理念。妥协不能是单方面的,所以我称之为“共同妥协”。民主的概念是相对的,而“共赢”是彻底的民主和平等意义上的思想。社会在从相互对抗走向共同妥协的过程中,要经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制约、分化、组合阶段。我在《大陆民运方略》一文中谈到:“一个共同妥协的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争来争取。”历史上,所有当权者都不可能主动对人民宽容与妥协。而是在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过程中被动地作出让步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重演“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历史。新文明价值观所言的全新社会变革,是“共同妥协”与“大家都赢”;为了正义而不是复仇的社会运动。今日世界,在圆工具全球化基础上的经济一体,政治合作,文化多元,已注定了“共同妥协”的社会新纪元必将到来。两极对抗社会的结束,已经为此拉开了序幕。而冷战后的社会矛盾、认识冲突、行为错乱,甚至局部动荡所酿及的旧怨新恨,恰恰正是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和负面反应。戈氏的“新思维”之所以能对结束对抗社会产生推动作用,正在于它反应了这种时代要求;而他的失败,并不在于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而在于他没有把那种思想转化为时代文明和现实能量,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思路、方法与规则。目前中国的政治专制力量,是对抗社会存续下来的最后政治势力,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受制于对抗社会的传统框范,而且仍不肯向新生的民主力量妥协。这一事实也反证了中国的新生力量还很幼嫩,还没有构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强度。因而我们的一些朋友便开始急躁起来,导致行为上的盲动。我常把在大陆从事民运比作过“地雷阵”,每一举步投足都要三思而后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雄赳赳”前赴后继地倒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这样做),而是要带领大家以最少的代价走出“雷区”,保护和发展中国的民主力量状大到足以影响全社会,能够迫使专权者接受“共同妥协”的价值理念。那种仅仅看到社会矛盾日甚,而武断“你死我活”式的革命不可避免的认识,末脱对抗社会的窠臼,其思想意识谈不上革命性的转变。这实际上也忽视了理论的指导意义和政治力量的主导与制约作用。台湾的国民党也走过了从革命党到专制党的过程,最终却在民主力量的不断状大条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协的现实。虽然国民党较之共产党积极了许多,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共产党人在对抗社会走向没落之时,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而被迫接受新文明变革的可能。何况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开明与保守的斗争,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产党的政治态势,同样受制于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只要存在和平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民运的中坚力量应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尽可能采取节约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果我们急功近利,为浮躁情绪操纵,做社会运动的尾巴,政治精英的作用在哪里?理论的指导意义又在哪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好我们的指导意识。民主运动的出发点究竟是与共产党对抗?还是反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全新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是前者,我们就会降格为对抗社会敌我两阵同等的政治立场。如果共产党至今固守旧文明意识形态,坚持与民主派对抗,那么代表新文明的政治力量,则应站在更高的出发点上坚持反对抗。只有这样理解“人民反抗”的思想,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拓开中国民主运动“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政治前途。中国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破坏性的对抗是不可取的。共产党目前的不妥协,正在于她仍然是对抗社会的政治势力,如果她不能适用时代的发展而自我更新,将被历史所淘汰;而民主人士是合作社会的政治代表,所以主张和解、合作与“共同妥协”、大家都赢。如果我们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也在穿旧鞋,走老路,同样是毫无出路的。因此,我们应旗帜鲜明地确立以下政治原则:为共同妥协而斗争,而不是为对抗而斗争。最后,您与许良英老先生可谓前辈,理当在把握全局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以上意见,敬请教正。

   顺颂

    大安! 后学 牟传珩 1998 /7/25 新文明理论通信(之二) 来信: 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传珩君: 7月25日来信收到。看来,我们的讨论还需要进行下去。因为我对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还需要在讨论中,在对方的启发下来解决自已认识上的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 我这个人,既执着又不太固执。在维护大的政治信念和维护个人独立、尊严这一方面是执着的——“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在具体观点上是不固执的,是易变的。这可能同我的出身有关系。我的政治观点,不是在学院里形成的,而是在政治操作中形成的,是在极权体制下站在开明的领导人一边同顽固的独裁者作斗争中形成的。因而,不受学派的拘束,更多的考虑到代表民意民心和政治实践中的可行性。我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实践者。好评如潮的《方觉纲领》,在我看来大多是难以操作的纸上谈兵。 我所设想的从对抗时代到妥协时代的过渡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初步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初步建立还是基本建成,我现在还看不清楚)。说得更加直接了当一点,就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进入妥协时代;没有民主制度,统治者和人民之间,都不可能实现共同妥协和双赢双胜。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由于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政府、统治者掌握和运用着强权,而人民、被统治者却处于无权受压的地位。我没有见过或听过掌握和运用强权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实质上的妥协。当然,正如你所说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分化,当力量对比不利于统治集团时,他们也不得同人民妥协。是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可惜,你没有经历过中共的党内斗争。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我个人就因为1965年参加了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的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为期百日的超前改革,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尽管这样,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我奉命多次去西单看你们的“民主墙”,还要遵守党组织纪律,不敢同你们那些人接触,更不可能同你们合作。还有两点特殊情况:一是中国同前苏联不同。在前苏联,知识分子对专制体制的反抗超过中国;赫鲁晓夫的初步改革,缓解了极端专制的体制;资深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多寿命不长;因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民主派领导人可能脱颖而出。在中国,上有八老,下有邓力群等原教旨主义势力,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夹在中间像小媳妇一样横遭折磨,难以大展鸿图。二是,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和第二代不同。胡、赵、万等第二代领导是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而且亲身遭受过旧体制的残酷打斗。第三代领导人大多是不懂现代政治的技术官僚(70%是工科出身),而且除朱熔基以外,在旧体制下一帆风顺,末受过打击。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旧体制下受益而末受害的 既得利益者。乔石在他们中间是比较宽容的、开放的。但是,乔石也是在被迫下台以后才于今年5月在广东省两次党内会议上发出了“官逼民反”的呼声。总之,我认为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过渡阶段,专制政府统治集团作为整体不可能同人民“共同妥协”。但是,政府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派或开明人士可以同人民“共同妥协”以至共同为改变专制体制推进民主化而互相合作。目前,工人要工作、要工资,要生存的斗争;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日趋频繁、日趋激烈。连乔石都看出了农民和工人中可能发生动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是同工农运动拉开距离呢还是加以疏导呢?如果持前一种态度,平民百姓会谴责我们是“假民主”或“贵族民主”;如果持后一种态度,政府又会谴责我们煽动工农运动,危害“国家”安全(当然是指他们特权者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我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反对来自政府或来自民间的一切暴力行动、恐怖活动。我们的讨论希望能听到许良英先生的意见。 祝暑安! 林牧19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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