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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清明追思金又新先生

   
   
    年年清明在奠祭亲友的时候,总忘不了我的恩师与忘年交金又新先生,似乎总觉得我还欠了他一分未了情。
   
    金又新先生可谓青岛港上杰出的文化名人,一个地道的思想守望者和教育苦行僧。他的一生历经坎坷,充满苦难,是共产制度下一代忍辱负重,用苦涩与悲凉唱响人生主旋律的中国最经典知识分子的代表。当年金又新先生与夫人汪洋老师,都是上流社会的阔少爷、娇小姐。1948年他们在上海读书时结识,偏偏国民党撤离台湾时带走了国民党高官的娇小姐汪洋。但汪洋却又在火热爱情的燃烧下,舍弃家庭,毅然投奔了所谓的“解放区”,演出了一段十分感人的“梁祝之恋”与相伴而来的人生苦难。1957年在老毛发动的“阳谋”运动中,金又新夫妇同样难逃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厄运,被打成右派,从此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先生每每向我诉及当年他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拉地板车、淘厕所、替死人穿衣服的不幸经历时,总重念那句话:“一个天使背着孩子过河,这孩子很沉重。孩子问:‘我是谁?’那天使回答:‘你是一个时代’。我们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时代渡过了那不堪回首的河啊!”那段惨不忍睹的“时代”,有20多年,完全埋葬了金又新先生充满才华与激情的青年与中年大好时光,直至1980年才得以改正。可这年先生已经是近50岁的人了。

   
    金又新先生复出后,为夺回他失之太多的宝贵时间,风雨兼程地开始在“文革”后的红色沙漠里,进行现代文化的拓荒与业余教育的开垦。他先后但任过青岛市四方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导处主任、副校长、校长,青岛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四方区政协副主席,青岛市政协副秘书长等重要职位。当他正在被考查但任青岛市副市长期间,由于过度的劳累,突发脑血栓,再无法继续工作,一直在家疗养,直至病逝。
   
    我正是1980年金又新先生刚刚复出后不久,有幸结识了这位颇有长者之风的老师的。当时我不过还是个20多岁爱好文学的青年。那时面对一个“文革”后的文化荒芜时代,我好学成癖,四处求师,多方上学。记得当时我先后在台东区业校上过四五个老师的课,后又慕名来到四方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旁听了金又新先生讲析《诗经》、《楚辞》的课,当天我即被他满腹经纶,博引旁证,话题涉及诸子百家、儒释道三教的讲课所吸引。课后我立即找到金先生要求插班。我们一谈如故,从此结下难舍难分的师生之义与忘年之交。当时正是“民主墙时期”,金又新先生不仅只看重书斋,更对全国民运形势极为关注。他当时知我正在与孙丰等人创办民刊,从事民权活动,常常课后留我在班上畅谈,每次分手时,他都以毕生的政治苦难与师长的身份,反复叮嘱我小心。当时为提高民刊《海浪花》的档次,我征得孙丰的同意,联络了金又新先生及古典文学大专班10多名优秀学生,共同讨论如何改造《海浪花》,扩充容量,办成政治、文学兼容的综合性刊物。记得当时磋商会议是在青岛金口路金又新先生的弟弟金再新先生家中召开的。青岛诗人栾新建还专门就改版《海浪花》给我写来了书面意见。但老孙认为思路不对,仍坚持自已搞。我和金又新先生与同学们为此十分遗憾。如果当时《海浪花》能按大家之愿改版,一定会凝聚起许多青岛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那时,我与金又新先生的交往极为密切,我们只要几天未见,他就会担心,就一定会让同学们来看望我。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81年4月12那晚,有一段时间未见我的金又新先生深知时局的严峻,便托青岛诗人栾新建来我单身宿舍——五层楼上的小屋看望我,叮嘱我注意安全。记得当时我们约计谈了有半小时,新建即离去。其实就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宿舍所在的马路两端已经戒严。我不知当晚栾新建是怎样走出去的,但他刚走不一会儿,公安当局便封锁了我们宿舍。那就是1981年春那场“民主墙时期”的全国大镇压。
   
    出狱后同学们说,我被捕时已是副校长的金又新先生极为着急,基于师生之谊,他下课后在班上组织同学们讨论我的问题,会上决定要派同学到我的家乡烟台,慰问、帮助我的家人。但事后被人告密,学校展开调查。金又新先生在被问询时,理直气壮,浩然正气的回答:我的学生蒙难,我身为他的老师,为什么不能讨论一下对他家庭的人道帮助,否则我还怎么为人师表?我听后非常感动,十分内疚地登门拜谢老师。我对金老师说:“我连累您了,我有愧。”金老师却说:“不!我的学生里不乏局级干部,作家、诗人、律师,企业家,但你是最让我骄傲的。”记得1984年5月,我与妻子旅行结婚回来,在青岛台东桑梓路的简陋新房里宴请朋友。当时由于来人太多,无法正常设桌,只好采取鸡尾酒会形式,大家站坐随意,但气氛热烈。金又新先生、汪洋老师夫妇不避政治嫌疑,特此赶来助兴,与我的许多持不同政见朋友结识。老朋友王钦德喝到兴致时,不顾疾病在身,坚强地半卷着身子,激情满怀地端着酒,朗诵起雪菜的诗。他的浪漫情调,顿时感染了大家,紧接着金又新先生及夫人汪洋老师,都先后发表了幽默而精彩的贺喜演讲,金又新老师讲的幽默笑话,至今犹响在耳,余味未尽。
   
    我自从那次获释之后,备受官方监控,而金又新先生后来升任青岛市政协副秘书长,为避免再连累老师,我便有意减少了与金又新先生的来往。但他每次时间长了见不到我,就会打来电话,邀我去,想听听我对形势的看法。特别是1989“6、4”期间,金又新老师身居要职,却依然关心国事,担心爱国学生们的安危,希望从我这里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
    金老师患病后,半身不遂,休养在家。但他却继续执鞭不懈,笔耕不辍,曾拄拐上讲坛,利用每周六义务办起了青岛市闻名的“家庭文化沙龙”,成为大海之滨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金又新先生知识渊博,诲人不倦,使这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爱好者,正可谓“桃李无言,下自成溪”。汪洋老师正是丈夫在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津津乐道地耕耘这片文化净土的贤惠内助。而我所内疚的却是,我未满足老师希望我去讲讲“新文明理论”所愿,而且很少去老师晚年顷尽心血守望的这片文化田园。其实我是不希望再由于自己的掺和,而令当局关注这难得的自由而圣洁的空间。
   
    据悉,1997年1月18日,金又新先生在给“家庭文化沙龙”讲了最后一堂课《南朝乐府诗歌》,直到晚9时半金老师说:“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周我们接着讲。”事后不到三天,先生就因心脏病发作,突然撒手人寰,书桌上还摆着他周末要讲的备课笔记。这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位毕生多灾多难,却以无畏的忠诚,踏遍了人生每一步的文化守望者,终于合上了他这部“学富五车,弟子三千”的厚重的书。
   
    记得那年我与青岛各界朋友与同学及金又新先生的家属,一起参加追悼会时,让我永也不能忘却的是放在老师遗体旁那支用旧了的笔。那笔在我的眼里,就是金又新先生高尚人格的一面旗帜。
   
    今天已然是我这位良师益友谢世的第9个清明节了,春草回绿,杏花又开。先生虽然去了,但先生创办的文化沙龙,却在汪洋老师的不断呵护下依然存在。先生的学生如今桃李满天,那些春天纷飞的花絮,年年都是写在岁月里的无穷追思。这正可谓 “一载恩师,终生授德;满门弟子,永世记名。”
   
    牟传珩在此采一朵白云,擦拭先生的墓志铭;撒一捧热土,送你一路好走;仅具俚文,以为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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