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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胡温新政”思路清晰,纲领模糊

    胡景涛在中共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中提出5个“有没有”即:“关键要看在抓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效,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在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上有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有没有取得新的实绩,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果。”海外媒体推测这5个“有没有”,就是“胡温新政”的执政新思路。
   
    我们从胡温执政以来的一系列理论表述与执政新思路上,不难看出其“合”中求“和”的政治哲学已基本形成。伴随着2004年修宪的完成,“胡温新政”正在以貌似模糊的面目,静悄悄地完成了以下三大战略性的转移:即从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从崇尚“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在经济领域,开始了从“消灭私有制”,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转变;在政治领域,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向“保障人权”上的转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6、4”后的中国,“以人为本”、“私有财产”和“保障人权”,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加以批判。胡温时代能在指导思想上鲜明地接受“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党性论”和“阶级论”向“人性论”复归。而随着“人权保障”与“私产保护”两款的入宪,更意味着表征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雅之堂。尽管胡温的本意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文章上,但其潜在的意义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私产保护”这一经济原则的确立,将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剥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也就动摇了;“人权保障”这一原则的确立,将彻底否定了阶级专权的合理性,由此中共取得政权后进行的历次“阶级斗争”,更是失之大谬了。
   
    此外,“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哲学,在外交方面也给出了新的说法。这就是形成以“和平发展”为思路,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是一个主张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胡锦涛执政后首次积极应邀参加西方8国峰会;政府直接促成关于朝鲜核问题的6方会谈;敦促日本政府解决在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等等。海外媒体认为,这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说明中国已不再死板地恪守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而开始争取更大的国际舞台。对此,郑必坚呼吁美国正确看待中共未来的走向,并保证说:“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 文章并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这可谓体现他们内政外交合和哲学的“三和主义”。胡温全面执掌中共政权后,对台积极开展统战攻势,不仅成立“和统会”,还邀请大选失败的台湾国亲两党主席到大陆访问等,一度成为海峡两岸气氛缓和的亮点。中共对台政策的“胡四点”,也比“江八点”温和了许多,积极了许多。即使陈水扁以“终统”挑战大陆“统一”底线,胡温政权也未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文攻武胁”,围堵、恫吓台湾。表现出胡温时代趋向温和的一些新特征。由此分析,胡温时代贯彻“合”中求“和”哲学的共产党,更有点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味道了。

   
    当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表述出:要“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时,不少自由派学者们曾大受鼓舞,一度期望通过修宪,向西方式宪政过渡。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胡主导纪念胡耀邦,更令一些自由派人士想入非非。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在称颂“胡温新政”的同时,也对胡温的言行进行了不切实际的揣摩和解读,甚至把自己和民间对政治改革的诉求,一厢情愿地揉进了“胡温新政”的内涵里。另一种偏向则是,有人曾依据未经证实的一些胡景涛内部讲话,说要在控制意识形态方面学朝鲜,严防“颜色革命”和党内出叶利钦等,判定胡比江还左。
   
    如前所述,“胡温新政”三年多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敌,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然而他们回应这种前后夹击的策略,就是“思路清晰,纲领模糊”,以其不凸现大目标的障眼法,来避开对手的锋芒。判断一个政治家的真实面目,不应拘泥于某一时段或某一言行。从胡温当政以来的理念形成和处理问题的手法以及隐藏在假象后面的动作来分析,他们既不会是卡斯特洛、金正日,也不会是赵紫阳、胡耀邦,更不会是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但他们显然是从胡耀邦与赵紫阳下台的悲剧那里,汲取了更多的反面经验。他们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生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一方面向左派妥协,如投入巨大经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方又向右派妥协,如关停了《冰点》,又复刊了《冰点》。以此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渐进式地试探着摆脱习惯势力的框范。这就是扑朔迷离的“胡温新政”,表象上的矛盾与诡秘之所以然。他们不会有大动作、大手笔。他们虽有明晰的执政思路,但却没有果敢的行动纲领。他们只会把各种统治资源加在一起,静悄悄地向他们期望的道路上引领。胡温在对待改革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与“主体间”的政治争论中,明显地站在“共和主义”一边。因而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体间”的调和,而不是“主体性”的自由。他们会把民主再向前推进一点,却又会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尽管他们已下大力气推出了《党内监督条例》和在社会上扩大基层民主,试图解决权力监督、权力运作体系方面的问题,但却不愿直接触及政治改革的敏感目标,如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党政分家的问题。更何况2004年底,胡温主导下的中宣部就发生了向知识界开刀的恶例,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由,封杀内地日趋活跃的意识形态领域,广东的《南风窗》、《同舟共进》两本杂志因刊登广东元老任仲夷谈政治改革的内容,同遭整肃。后来又有《新京报》、《百姓》等报刊受罚。同时他们也关闭了一些左派网站,如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以及共产党人网。还有让《冰点》事件当事人双方都出局等。这些动作都不可避免的聚焦了人们对“胡温新政”的再思考与抨击。更何况还有不断打压法轮功与异见人士,粗暴处理群体维权事件,如太石村、汕尾血案等等。不要说这些阴影与“胡温新政”无关,他们正是要用不直接参入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又不失其亲民与求“和”的形象。这其中有的虽不是胡温的决策,但有的却正是胡温“合和”哲学所包含着合理性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统治意识里,泛滥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新左派思潮,同样都会干扰他们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大方向。
    小结
    基于上述分析,胡温作为中共第四代执政者,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较之毛的“分”,邓的“合”和江的“承”,新就新在一个“和”字上,而“和”字却是要“和”在维护其权力稳固的基点上。据说只有他们牢牢把握一党政制的权力,才能推进他们的“合和”式改革。他们的立场出发点与所有政策的出台,好像也都始于“和谐”而归于“和谐”。胡温的这一执政理念,已经完全游离了原旨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性出发,用斗争的手段,来赢得“全人类解放”的立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胡温的“和谐”,却只是被阉割了其精髓的“和谐”。“和”字本是“禾”与“口”的结合,是指人人都有饭吃;“谐”字是“言”与“皆”的结合,是指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胡温新政”的悲剧正在于,他们只能困守在旧体制的窠臼里“合和”,从人治传统中寻求合法性。因而他们不会触碰“6、4”平反,不会开放言禁。这一点在刚刚闭幕的“人大”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一再回避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明确表态,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由此可见,胡温更关注的是“民生”,而不是“民权”,所以他们所谋的“和谐”,只能是“和”而不“谐”。这也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探索求和的道路上,脚步依然沉重而充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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