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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从“98民运晓阳春”走来

   一、“春江水暖鸭先知”

   “6.4”后的中国,大批民运人士被监禁的监禁,出逃的出逃,一时进入万马齐喑的红色恐怖时代时期,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也陷于有史以来的最低谷。90年代初,我也只有埋头从事在理论上解构传统意识形态工作,连续借官方出版机构,出版了一系列倡导民主、法制与谈判的理论著作。同时在中共控制的报纸上,呼吁政治谈判与司法改革。如在司法部主办的《人民司法》上,撰文“论中国律师制度改革”;在“法制日报”上,发表“谈谈个体律师”,当时被称之为“招唤个体律师诞生”之先声。我想:冲击言禁的关键在大陆;而在海外发言,本来就是自由的。时至1995年后,大陆政治气氛稍有缓解。首先是一场后现代意识与语话的文化多元性觉醒:无论是从后现代主义的无体写作,到书法主义的无体式书写的流行,乃至新写实小说的传世,处处悄然展示出一种个性自由化对传统艺术价值乃至艺术语话的解构与颠覆。那种试图摆脱所以然框范的后现代文化的个性张扬,尤如民主墙时代的朦胧诗与星星木刻一样,最先撕裂了意识形态的围堵。我当时颇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之感。恰恰这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我便不失时机地在海外发表了《葡萄美酒夜光杯——致世界公民的公开信》,呼吁结束阶级对抗,实现政治宽容,并影射“6、4”镇压,呼吁军队“保守做人良知,决不为狭隘政治集团私利与意识形态而战”。也就是这封公开信,竟躲过大陆新闻出版检查,被包裹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为我公开出版的《赢:赢新格局》一书里,成为结论。尽管后来这书残遭中宣部与出版署联合封杀,但由于已在各地书店销售,对冲击中共言禁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此当时的香港《明报》以“牟传珩新著被查封,出版社大地震”为题,发表了专题新闻评述(原件)。

   无独有偶,正在这时,著名民运人士王希哲、王丹、刘晓波等也公开发表了一些呼吁书,如《反腐败倡议书》、《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等;刚刚出狱不久的陈子明、王军涛等,干脆提出组成民运人士建设性政治反对派的主张。时至1997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各地民运人士便进一步活跃起来。这年底,海外有人推荐民运老战士魏京生获诺奖,国内著名民运人士许文立打破沉默,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不同看法。当时,文立通过孙维邦的妹夫秦林山,给我也转了一封。林山是上海民主墙时期的老友,他当时认为:此信不好,要我公开发表看法。我认为不妥,这将为民运内部纷争推波助澜。但为大局计,我亲自写了一封劝导息争的信。托赴俄罗斯留学的陈增祥转文立,以作说服工作。也就是陈增祥此次去京与文立会晤,带去了青岛的“广交友、不结社”活动方式。文立便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谈及大陆民运方式是“广交友,不结社”。这年早春,海外王炳章等人筹组民主正义党,炳章亲自闯关,推动大陆组党被捕后,涉及了一些民运朋友,导致官方神经过敏。我虽对炳章闯关壮举极为钦佩,但从策略层面上考虑,不赞成这样做,且觉得有责任提出建议,故再次致函文立,表达民运刚有复苏迹象,不易采取激烈行动,导致官方过早封杀。文立同意我的主张,并将此信复印了多份,寄望各地朋友。后来我将此信内容改写成《当前我们最需要做什么的8点主张》文章,发表在海外电子刊物〈大参考〉上。全文如下:民主制度是社会政治斗争力量对比平衡和共同妥协的产物;民主制度的内容反映社会共同妥协意志基础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制度、规则与秩序的统一。当集权社会相互冲突的政治力量对比悬殊时,是不可能产生妥协与制衡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当执政者的反对力量还很幼嫩就过早地释放能量,要求过高,盲动与冒险,就可能导致过早地被击溃与扼杀。 时下,中国社会的民主力量,较之执政者的权力力量还相当脆弱,而正在推行的社会改革,勿可置疑地最终会导致执政者力量的削弱与分化(无论执政党是否情愿,历史的发展是义无返顾的)。当前,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正确方略,就是在力量对比关系还相当悬殊时,一方面要力戒急躁冒进,首先保护好自己太弱的有生力量,尽量以自己较小的资源浪费,来争取权利和赢得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支持和推动国家现行改革,促使一党专权的政权结构发生变化。当改革深入发展到执政者由于自身的削弱与分化和民主力量的成长与壮大而导致执政者已无法驾控多数人意志时,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妥协民主时期就会到来。因此,一个“共同妥协”的民主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争来争取。但是新文明意义上民主政治斗争的性质,与旧文明历史“胜者王、败者寇”是根本不同的。它不再是“你死我活”,一胜一败为目的,而是以“共同妥协”,大家都赢为目的。如果我们大家能就这一根本问题达成共识,明确我们是在为“实现社会公正而斗争,而不是为了复仇而斗争”的原则,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用避免暴力流血,大破坏、大动荡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社会从集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 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近20年,将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在这一伟大历史性剧变的子夜,我们最需要做什么? 一、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尽快拿出全新的民主理念理论体系与可操作的行为指南,昭示天下,规导民运,以完成民运从自发向自觉的历史性转变。 二、以有良知、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为先锋,鼓励与带动他们率先以“不结社”的群体形象公开站起来,完成从持不同政见者向建设性反对派角色的转移。 三、以新崛起的中产阶层为骨干,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以完成从单纯的异议人士运动向全民民主运动的转移。 四、积极参与推动国家现行改革的深化发展,加强体制内外改革力量的互动配合,以完成从彼此消积、脱节向积极合作的转移。 五、首先以大敢冲开言禁为突破口,全面带动争取与运用宪法赋于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以完成从坐而论道向付诸实践的转移。 六、民运自身应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疏理纷争,放弃私怨,以完成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移。 七、彻底摈弃对抗社会那种“你死我活”的对立意识,接受共存、共赢、共达,“为大同,容大异”的新文明思维方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从破坏性立场向建设性立场的转移。 八、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理性、进取有度的正确方针,力戒激进、盲动、急功近利等情绪干扰,确保大陆民运的健康发展。 中国民主运动能否从幼嫩走向成熟,取决于以上八个方面转变的质量、速度与技巧。

   而后,文立又将我撰写的《新文明宣言》及圆和双赢理论转向海外,引起媒体的采访与报道。这年两会期间,似有初春之象,民运人士动作频繁,徐文立上书要求人大批准政府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丁子霖等56位“6、4”难属上书,要求平反“6、4”冤案,罢免李鹏;上海杨勤恒、福建林信舒、安徽沈良庆、浙江王有才等都上书人大,反对李鹏出任委员长;我也公开上书新任总理朱镕基,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政治特区,该文也在海外媒体公之于众。随后,方觉又发表了广泛为人关注的《民主派纲领性意见》。如此同时,燕鹏与几个朋友合伙办起电脑公司,开始利用便利条件,通过国际互联网,了解世界动态,推荐海外民运信息及文章;也将我的文章发往海外电子刊物。特别是当时的《民主论坛》、《大参考》等海外刊物,对國內民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之后,燕鹏又为我配装电脑,传授上网技术。我突有如虎添翼之感。至此,大陆民运的春天悄悄向我们走来。全国各地老中青异议人士,都开始利用电脑网络,逐步恢复了联系。徐文立利用在京的政治中心有利地位,向各省传送民运信息与文章。这年三月,北京徐文立、武汉秦永敏、香港鲁四青,在海外公开发表《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主张建立独立工会,秦永敏还在文立的支持下,筹办起《中国人权观察》,用准刊物的形式,传达政治异议之声。紧接着“中国公民大同盟”便在中国大陆宣告成立。之后,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魏小涛联合推出了《公民权利宣言》,发起“公民运动”。那时,形势发展之快,大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之势。此时,大陆民运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集结,协调一致,联合发出政治声音。我也参与了一些联合政治签名活动,如公开信,呼吁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呼吁会见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和呼吁“保卫母亲河”等,都有百人以上签名。此外,我还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系列致中共领导人的民间上书。最为明确的信息是,这年中国政坛重量级的人物鲍彤,打破沉默,不仅公开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且直接参与签名,呼吁克林顿访华会见赵紫阳。甚至连胡耀邦的遗孀,都公开致函江泽民,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至此大陆民运晓阳春油然而生。

   二 增祥被捕前后

   这年早春的一天,薛超青来电话约我去他家。我到超清家后才知,有个境外电话找我,要我去一处不被监控的公用电话接听。电话是陈增祥由俄罗斯打来的。增祥说海外王炳章、王希哲、傅申奇、庄彦等人,组建民主正义党,他询问我对此的看法。我当时鉴于王炳章第一次闯关的教训对增祥说,你十分了解青岛“不结社”立场,况且国内政治条件也不允许,让他三思而后行,并特别叮嘱他不可回大陆操作。此次通话后,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有海外朋友,开始鼓动在大陆发展该党成员。但大陆朋友都比较清醒,所以很少有人跟从。正在此时,有一天孝柏等突然陪同从俄罗斯回国的增祥来到我家。我吃了一惊,知他此次回大陆必有要事。为避免在我房间内谈话被监控,便与他们一路外出,顺南山市场边走边谈。增祥告我他已加入正义党,并在香港与王炳章、鲁四清等出席过新闻发布会。他此次是受炳章委托,作为该党特派员来大陆推动建党的。我与增祥尽管是20多年的老挚友,但在大事大非问题上,我从不受情所扰。记得当时我说他:太鲁莽。鉴于他在香港的活动,我肯定他是带着尾巴回来的。因此我判断他很危险,建议他立即离开,特别不易在公开活动的朋友圈内,搞什么秘密建党,否则将导致珍贵的朋友资源受到严重损失。青岛朋友们因都较尊重我的意见,除燕鹏帮助增祥打印了些材料外,其他人基本没有卷入,增祥只在自己生活圈子内做了些工作。果不出所料,增祥不久就发现他的家门口处,一直有辆白面包车在监控、跟踪。我当时分析警方只所以没有动手,是想以他为诱饵,发掘更多的人。那时正置“四、五”清明节,我照例提前几天去老家烟台,为已故父母扫墓。我临生前忧心重重地嘱咐增祥,尽快摆脱险境,勿抱侥幸心理。我4月2日回到烟台家中,四月四日夜里燕鹏亲自驾车带增祥急赶烟台,找到我的住处告诉我,形势急转直下,继上海民运人士杨勤恒被捕之后,武汉秦永敏被抄家、传询,今天又得获消息,北京徐文立被从家中带走。他们担心下一个是我,特意赶来让我暂避一下。我望着他们两双诚恳、忧郁的眼睛,对他们不顾个人安全,乘着夜色远道赶来,十分感动。我当即给他俩沏了杯茶,分析时局:文立不至于出大事,我也不会有安全问题。我反劝增祥立即离开青岛,不可大意。我送走他们又待了一日,为父母扫完墓,返回青岛。增祥留下了与我的联系方式,已摆脱了尾巴,远循他乡。增祥一走,急坏了青岛警方。他们监控不力,丢了目标,肯定挨批,故四处打探增祥去向,包括增祥的亲属、朋友、同学、邻居及一切曾去过的地方,都不放过;还放出口信说,增祥本无事,是朋友们把他吓走的;甚至他们派出我的旧识《青岛生活导报》记者宋某,以要采访增祥为名,要我帮助查找,当即被我识破。增祥离青后10多天,境外那些人不同意他外出,增祥便通过燕鹏来电话告我,他无法出境,又不能久滞在外,只好回青。我告他回来的结局是灾难性的。增祥说要直面政府,总比四处流浪好。我责备他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勉强同意暂不回来。在那段时间,我们送走了去法国的朋友薛超青。我介绍他途经北京看望一下徐文立,以便文立为他介绍法国的民运朋友。我与燕鹏等,亲自去车站为他送行,相互泪别,知他此去很难再见。(薛超清与陈尔晋在巴黎)1998年5月20日那天,我与几个朋友约在李协麟家中小聚,记得当时有孝柏、燕鹏、小杜等,晚9点后,大家满天过海地神聊,协麟谈起我的“圆和”说,戏称:你有圆学,我有搅论。圆能和,搅也能和。于是我戏称他为“搅子”。这时,燕鹏的手机突然响了。燕鹏接听后告我,陈增祥回来了,且就在不远处。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就觉得要出什么事,大家紧急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增祥叫进来。增祥当时风尘仆仆,消瘦了许多。他诉说了离走后被追踪和反追踪的经历,但出不了境,日子过的很艰难,因而他铁了心要回来直面政府,由他们处理。我们再劝他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当天我们谈到很晚才离去。增祥没走,便借住在协麟家里。记得第二天是星期日,协麟陪增祥去大崑那里告别,大崑又来电话邀我前去。大家中午在大崑那里吃了顿便饭,下午协麟陪增祥一道回家。我与他们顺路,便一起搭乘25路小巴。在车上,增祥告我,他已经给公安去了电话,说自己先回家与母亲、儿子团聚一晚,明早就去接受处理。也许他当时还抱有侥幸心理,我望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自知再劝他什么都是多余的。增祥与协麟早我一站下车,我预感到这是最后一别,便用力拍了下增祥厚重的肩。他没回头,纵身与协麟跳下车去,那知道他这一跳,竟跳下了万仗深渊。当他抱着与久别的家人团聚一夜之心回到家中时,从骨了里就蔑视人性与亲情的专政机器部件人,早已守候在那里,一切的承诺,都成为他们诈捕目标的诱饵。就这样,增祥当晚就被毫不留情地带走了,身后抛下了白发上头的老母和尚未成年的儿子。增祥此去,在青岛“不结社”朋友圈子内引发了好大一场风波。当我得知增祥当晚被抓、抄家的消息,心情极为沉重,立即将此消息发送海外各媒体及民运朋友,继而又撰文抨击公安当局侵犯人权,同时联络圈内朋友发出紧急呼吁,由燕鹏上网,引发很大的国际舆论。一时间,海外媒体纷纷采访我,青岛公安当局随即也将锋芒指向了我。他们在我的周围加强布控,并设专人跟踪。当时,海外朋友极为担忧我的处境。但我深知我不出面,别人很难做这类工作。于是,我不顾朋友劝告,就如同营救燕鹏那样,天天撰文,发消息,呼吁关注增祥命运。那一时期,海外影响最大的电子刊物《大参考》,三天两头有我写的消息与文章。与此同时,青岛公安当局为敲山震虎,突然向“不结社”朋友下手,于同年5月27日,突然查抄了李协麟的家,并于当晚将他带走。我面对公安当局的威胁,愤怒不已,当天便悬腕书写了“质疑青岛公安当局充当反人权急先锋”一文,在发向海外的同时,由燕鹏亲自交给市公安一处一份。继而,我又为身患心脏病的李协麟,进行广泛的道义呐喊,同时自费为两位蒙难好友聘请律师,进行合法斗争。为此,公安当局恼羞成怒,随即向我的助手燕鹏开刀,不仅抄了他的家,还用面包车拖着他转了一圈,恐吓、威胁他如不停止活动,就要把他送进监狱。燕鹏面对威胁,毫不惧怕,公安当局只好又释放了他。但却以李协麟当晚收留增祥住宿和抄过有关文章为由,强性拘留了他。当时我与青岛公安当局情绪对立,剑拔弩张。我在一次与公安一处邵处长谈话时,当面指控他们执法违法,明知协麟是“不结社”的朋友,仍蓄意报负。恰在这时,中国大陆最为敏感的“6、4”国难纪念日临近。我当机立断,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为营救李协麟与当局直面交锋。我与朋友们商量,如果当局再不放人,我们就借“6、4”这一特殊敏感之日,去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主题仅仅是为了生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协麟身患严重心脏病,坐牢生命随时有危险,国际社会已对此做过充分报告)。当时我从策略角度考虑,为达到释放李协麟这一简单目的,最好双方都不要陷于僵局。为此,我希望邢大崑利用邵处长经常找他了解圈内情况时,将朋友们要“6、4”静坐的消息传达给他,争取矛盾尚未激化,就达到如期效果。“6、4”前夕,邢大崑按我们既定的策略,约见邵处长。他们谈完话后,大崑说了朋友们要“6、4”静坐。邵听后一愣,随即走去,随走随说:吓唬谁,派50个武警,俩人架一个就办了!大崑说:好,他们就要这新闻效果!邵立即收住脚步,皱了皱眉,突然摆了摆手说:别,先别,等我向领导汇报,研究研究再说。大崑说:还有三天了。真没想到,这步险棋果然下到点子上了。本来他们可以至少拘押协麟一个月的时间,想借此挖掘到更多的东西,想不到才过了一天,他们便通知家属,为李协麟办了“取保候审”手续。于是李协林意外地获救了。青岛“不结社”朋友与公安当局的正面斗争,险胜了这一步。李协麟获释后,燕鹏为了生计,也为了朋友们继薛超清出走后,能再有一个经常聚会的场所,便出资在延安三路25路公交车站下办了个饭店。大家又有了常在一起议论时局的场合。当时我为将面临审判的陈增祥,在这里三次宴请律师。但他们面对青岛司法局的政治压力,都不敢接手进行无罪辩护。陈增祥当时本是为正义党做出了牺牲,想不到到头来是青岛“不结社”朋友们,东奔西走,并资助他的家庭。后来增祥终因“不结社”朋友们多方营救无效,法庭秘密开庭,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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