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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各利益阶层对社会变革的态度

   
   
    中华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学文化为主流、政儒合一、重农抑商的官本位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为官所用。“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中土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取向。而商人,在历史上一直为正统社会贬抑。中华传统社会结构,实质上是以士农为主体,工商处于边缘地带的组合结构。这正是中华社会长期以来资本因素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西方工业革命推动的资本扩张越出国界和殖民浪潮波及黄河文明时,中华传统社会在外来资本力量的介入过程中,发生了第一次社会阶层群体组合意义上的解构,即致使传统士、农、工、商各阶层群体组合错位,关系紊乱,一切社会旧规范陷入瘫痪状态。这便客观地激活了社会各阶层、利益群体的波动与伸张,不仅为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工商阶层的成长与提升以空间,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游离权力中心,向良心价值回归以机会。当时的胡适、蔡元培等,正可谓是非政治化知识分子的代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华民族又在“共产国际”外来意志力量的介入中,陷于阶级斗争的深渊。中国20多年的暴力革命,中断了中华传统社会结构在世界资本扩张力量介入下的自然调整与重组过程。1949中共建制以后,在左的意识指导下,从政治上截阻了知识分子向良心价值回归的通道,让知识分子为政治服务,做驯服工具;而且在经济上重农抑商,甚至发展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再次致使商业阶层边缘化。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实质上是一个官、工、农为主体结构的社会,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经商成为社会蔑视的职业。 直至冷战末期,共产主义在世界走向衰败。20年前,在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圆动工具全球旋转推动下,资本扩张的世界性力量再次撞开了古老的北京大门。中共以改革开放的经济战略,积极回应了这场全球化的挑战,从而导致了中华旧文明社会权力框架的整体松动。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阶层与群体解构过程中的大分化、大重组历史时期。
   
    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20余年的历史进程,就是人类全球化导致中国旧文明社会规范失序与传统社会解构的历史。后对抗时代的中华社会结构,在资本世界扩张力量推动下,正在发生以下几方面的重大变迁。
   
    (一) 特权资本阶层已经形成
   
    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政治保守的历程,已经把后对抗时代的社会推向了一条权力垄断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道路。掌握权力资源的大小官吏,趁经济转型时期权利义务关系暂时失调和社会结构大变动暂时失序之机,凭借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一体化垄断,把手中的特权转化为生产金钱的机器,各职能官员政经合一,相互利用,合伙营利,不受制约,已经形成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资本阶层。他们贪污腐败,日进斗金,并借假各种改革开放名义,通过各种途径,将公有财产据为已有。这一阶层不仅“吃喝嫖赌全报销”,而且私自动用公款投资炒股,甚至把大量非法收入转移国外。他们资产多达千万、亿万。这一阶层主要指执掌重权的部分党政军要员及其经商亲属、国营大型企业领导和少数与权力攀结的“皮包”大亨。
   
    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约定俗成的“权力交易市场”。如同西方自由资本市场条件下那种资本所有者合伙经营,按股份大小占有企业资本,分享剩余价值那样;在中国权力资本市场条件下,各层官员合伙执政,按权力大小瓜分公有财产,分享剩余价值。由于这个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制约的特权资本阶层,是不平等竞争市场上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他们是后对抗时代中国民主化改革的最大反对者。
   
    (二)中产阶层正在生长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三资企业、民间企业、个体商业的迅猛发展,加之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崛起的高级科技人员队伍的扩大和教育改革进程中高级师资队伍的增加,以及大腕演员、名律师和艺术、体育等领域星级人才层出不穷,导致了一个从社会地位到经济收入稳步提升的中产阶层初见端倪。他们的年收入一般在几万或几十万之间,其中不少人拥有百万以上的财产,且是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比例人数较高的群体。但不可否认,他们之中有大批文化素质极差,品行极坏,甚至是从社会劣迹队伍中靠坑蒙拐骗发迹起来的人。后对抗时代的中国,中产阶层人数约占从业总人口的1/7左右,虽受教育程度和所占从业人口比例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所占从业人口比例一般都在1/4~1/3之间。)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支撑力量。
   
    中国中产阶层虽也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都在提高,但其政治权利受到特权资本阶层的压制,不仅在政治舞台上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和代言人,而且缺乏自我表达意见的媒体和与权力中心沟通的法律管道,因而他们不得不借助攀附权贵、利用裙带关系或贿赂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利益。所以中产阶层本能地主张在不危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稳步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以便自己能拥有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参与权。
   
    (三)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收入分化
   
    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在中共建制后曾不断下降,以至于沦为“臭老九”,受批判,被改造的可悲境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政权为争取知识分子对其合法性的认同,改变了知识分子政策,导致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后对抗时代的中国,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分子创造性价值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知识分子正成为社会创造财富机制中的主导性力量。但知识分子在经济收入上却产生了两极分化现象。除那些卖身投靠权贵,为官服务的“文化太监”者外,一部分“务实派”知识分子,特别是与权力结缘,与经济联姻,甚至“下海弄潮”,成为知识商人与企业家后纷纷发迹,已进入中产阶层;而另一部分“务虚派”知识分子,由于远离市场,淡薄利禄,日趋清贫,正走向经济边缘化。有的甚至连买书、出书费用都无力支付。
   
    这种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收入背离状态,导致了他们不仅还难以形成共同的道德立场,而且对待政治变革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持保守立场,有的持改良立场,有的则持革命立场。后对抗时代的社会非意识形态化和成就感的多元化倾向,导致委身于权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断缩小,而取向功利,回避政治的知识分子群体日趋增多。更有不少知识分子开始从“为政治服务”到向良心价值回归的转变。特别是那些不再吃“皇粮”的知识分子,或那些虽还吃“皇粮”,但已游离权力奴役的知识分子,开始具有独立性诉求,有的甚至采取了批判立场,如李慎之等四君子就是此类知识分子中的代表,已为未来中国独立性知识分子阶层的道德责任和立场整合提供了价值坐标。
   
    (四) 工农阶层边缘化
   
    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特点是中共建制后所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官工农主体社会已彻底解构。工人群体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农民沦为最受官僚盘剥的社会低层,现实中国正形成一个“官知商”为主构,工农阶级逐渐边缘化的社会。今天从工务农,已成为社会最没有能力群体的无奈选择。如今工人大众不仅毫无政治权利和自保能力,且经济收入微溥,甚至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特别是国营企业,常常因无活干或亏损负债而拖欠工人工资,致使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企业却把他们视为“等靠拿”的经济包袱。
   
    农民阶层虽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受益者,但伴随改革开放政策向城市倾斜,“靠天吃饭”的农业常常出现“零收入”的状况,加之各级官吏欺压,地方杂捐苛税甚重,农民饱受社会层层盘剥,不堪重负,常常忙碌一年仍无法维系家庭开支和子女就学,这是社会一个处境十分艰难的庞大阶层。
    以上工农阶层(包括城乡两栖群体)近五亿多人,接近社会从业人口比例的70%。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情绪波动较大,对现实状况普遍不满,集体请愿、上访事件层出不尽,要求政治改革以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日趋强烈。
   
    (五)民间社会经济空间拓宽、政治空间狭小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在世界性资本扩张与国内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第二次社会解构过程中,那种政经合一、党政不分,国家垄断社会一切资源的官本位、大一统局面已土崩瓦解,社会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层的崛起,一个经济上独立的民间社会已经形成,即民间社会已有了相当的经济资源与财富创造与分配的空间,并由此而产生了拥有独立利益诉求的民间独立群体。
   
    然而,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所走的是一条经济改革,政治滞后的路线,社会政治空间仍为“四个坚持”所锢,绝不允许任何独立于中共领导权之外的社会团体与组织存在,甚至连知识分子组织的“中发联”和以老年健身为主体的气功组织都无法公开立足。而现存的所谓民主党派以及各种协会、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大都受命于一元化“安排”,向党汇报、对党负责,根本没有独立名分可言,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群体,都不能以组织的形式来公开代表自己,主张权利,更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媒体和与权力中心的沟通管道。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民间政治社会,一时还难以形成,各种民间独立群体的政治诉求,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被扼制在无法公开表现自己的状态。
   
    当今中国民间社会民谣四起,民怨沸腾,民间组织正在以各种地下或半公开的方式顽强地聚集和膨涨自己的力量。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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