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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后对抗时代中国十大变势


    后对抗时代的变革浪潮,随着人类全球化过程,正撞击着中华社会的古老大门。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准则、社会规范,乃至生活方式的各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人类“类化”观念正在从分裂文化中觉醒过来;个性自由也开始在烟囱工业熏染着的黑色文明中解脱出来。当今社会高效率的发展节奏,已改变了人类的传统时空观和社会心理。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群际关系、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正呈现出以下十大变势:
   
    (一)非意识形态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依赖强化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中国在历史上“独尊儒术”,“德主刑辅”,多借助“三纲五常”,等级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意识形态来维护皇权统治,儒教思想成为中华传统社会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价值依据。延至近、现代,梁启超、胡适引进西方自由思想,又经过“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理念,才首次对中华传统意识形态构成冲击,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儒教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途径苏俄,传入中国,变为中华民族的暴力运动,阶级斗争一度曾成为中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从中共建制后,这种意识形态——更加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精神,“共产主义价值观”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畴和国家原则。自此以后,饮黄河水长大的中国人,从小最先学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课本,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最终狂热地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深渊——人斗人的“十年浩劫”。
   
    当中华民族为之痛苦、迷惘而开始厌恶政阶级斗争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了。冷战结束了。后对抗时代全球性意识形态淡化的浪潮也袭击了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毛泽东头像已经成为文化商品在古旧商店中卖买,社会再也不可能在意识形态控制下集合起全民的热情与能量了。今日中国大陆,算命、练功、三倍小姐,似乎比空洞的政治说教更具吸引力——中国大陆正以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走势,回应人类向对抗时代告别的全球化浪潮。
   
    (二)非群体化
   
    今日中国,伴随着非意识形态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价值准据已经崩溃,大工业生产所建立起的统一模式、标准化、集中化的管理方式,也正被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多样化、分散化、家庭化和特性化的管理方式所取代。
   
    人们在生活方式上也不在追求一致性和相互模仿的大众化消费,而更重视标新立异,表现自我,张扬特性。如今大街小巷的服装穿戴都是千奇百怪,艳丽多彩的。甚至连头发都是黑、黄、白、红多色式的。在文化上,艺术创作更加追求个性化,电视频道是几十个、上百个,按不同的层次和特性提供节目,满足需要。当今社会的教育也正在向个体化发展,要求教育改变以往按同一工艺加工零件式的教学方法,而要因人而异地“炒小灶”,避免给所有的学生吃同样味道的“大锅饭”。在政治方面,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政治理想已很难集合其多数人的共同向望,因而便需要社会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与自由。
   
    非群体化的社会趋势,就是每个具体、自由的人,都拒绝把他们作为可以互相替代的产品来看待。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多元化意愿和利益。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再也不能像对抗时代那样凝聚起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由此可见,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愈是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群体化也就愈是趋向淡化和分散化。
   
    (三)人权意识平民化
   
    由圆动工具革命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的纵深发展,人权观念正成为国际法律体系的核心,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和富有阶层享受的专利品,而是作为人类“类化意识”产生的标识,为平民社会所普遍接受。
   
    在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一直把人权视为资产阶级的权利,拱手捧给了西方。人民只能作“驯服工具”和“锣丝钉”,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没有人权保护意识,且不懂人权的含义和内容。偶有个别人提出人权要求,便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成为大批判对象。自从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思想文化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大胆谈及人权,甚至官方也不再否定人权,但多以“文化特殊论”为据,只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回避公民权和政治权。前些年,中国大陆多数百姓仍然不能客观、全面、深刻地理解人权的本质含义。只有当冷战结束,全球化浪潮不仅把世界,也把中国推进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后对抗时代,中国平民社会的人权意识才伴随着人类整体性“类化”意识的觉醒,而从现实生活的深层上感悟和理解了人权的真正含义,人权观念才在后对抗时代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
   
    今日中国大陆,不仅官方已初步接受了人权普遍价值观,并已签署了两个重要的人权保障国际公约,而且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已有了相当的人权保护意识和形成了习惯性人权话语环境。时下,平民百姓、妇弱老幼都已把人权挂在嘴边,甚至中小学生都在向父母、老师要求尊重他们的人权,以侵犯人权为内容的“民告官”案例层出不穷,公民要求生活自由、监督政府、开放党禁、言禁和当家作主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教育界也开始呼吁为适应人权平民化趋势的发展,在学校开设公民课,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公民意识,理解宪法,懂得人权(但也不可否认,中国广大农民的人权意识还普遍较低)。相信今后随着政治世界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平民人权意识将会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公民社会的全面成熟。
   
    (四)社会关系合作化
   
    中华传统社会关系,受儒教文化酿制,以忠孝仁义为重,往往偏面强调道德奉献、单方牺牲和个体服从,以体现对国家、对集体、对组织、对领导、对他人的愚忠或“仗义”,因而社会关系常常依赖命令和义气维系。这种社会关系所隐含的内在结构就是不讲平等的“支配——服从”,或不讲条件的“要求——奉献”。
   
    中共建制后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社会关系又更多地受制于长官意志,行政安排,社会方方面面都是上下级关系,老同事、老朋友关系,乃至裙带关系。社会秩序是在各种半封建性的关系网中,以忠不忠、义不义的传统道德评价体系来维系的。
   
    然而,后对抗时代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加速,以等价有偿,平等互利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已经全球化。中国走过了20年的改革历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日时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形势发展变化莫测,风险责任也愈来愈大。一般来说,单方或个体难以承担全面的责任和风险,社会关系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合作高于忠义”,和互惠互利、共担风险的深刻变革。
   
    后对抗时代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正在向“合作——协商”和“对等——互利”方向转变。社会一切关系领域,都在有效地使用谈判法则,讨价还价,“风险分担”,“利益均沾”,而拒绝意气用事,单方付出。并由此将走向社会权利与义务总体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公正。今后,随着人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华社会关系合作化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五)成熟感多元化
   
    后对抗时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思想观念更新愈来愈快,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愈来愈多元化。中华传统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和旧文明中国共产文化培育的“入党做官”价值取向,已经不再是多数人的一世向往和终生追逐的目标了。那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已相对萎缩。今日社会的“官”,正趋向职业化而不是身份化,因而也就更多地受到公民社会的制约。人们的成就感并不仅仅在于求官谋政;追求实现个体价值和发挥创造性才能已经成为新时尚;而专事理论务虚、社会批判者也大有人在;演艺大腕、歌坛明星极富有吸引力;律师服务、医务专业正成为社会热门;更有层出不穷的弃政从商、教授下海等成就要求上的明显转移;甚至有人淡溥名利,追求自由,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成就的实现。由此可见,中华社会已经充分呈现出成就感多元化的新趋势。
   
    今日中国大陆,人们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感悟与知识,也正体现着非群体化时代的特征。成就感因人而异,各自有志,正在从“官”本位的一元化观念中解放出来。
   
    六)变革愿望日常化
   
    后对抗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知识爆炸,观念更新,社会激变,时代演进。人们的意识已经开始从墨守陈规的旧文明社会秩序中摆脱出来,向一切陈腐观念进行挑战。后对抗时代的中国,人们对所有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表示怀疑,对各种传统原则不由自主的产生厌恶情绪。特别是青年一代,正在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父辈的全部生活方式和道德态度,对一切教条主义的东西都怀]有逆反心理。向“墨守陈规挑战”已成为今日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后对抗时代的中华社会,伴随经济变革的深化,政治变革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众望所系。中共执政党已开始由革命党向权能党转化,社会管理精英们要求党政分家,军内将士希望军队国家化呼声高涨,舆论媒体冲击新闻禁锢,知识分子寻求独立人格,大批工人正在转岗从商,不少农民离开土地拥向城市,甚至连学龄儿童都在拒绝填鸭式的传统教育。今日中华社会各个层面都不甘循规蹈矩,因袭守旧。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拒绝传统,要求创新,甚至厕所都在按人们的审美要求,由传统的“臭味”,变革成现代化的“香味”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政治口号,伴随着旧文明时代的结束,而失去了它的意义。后对抗时代正在世界范畴内开辟着一种崭新的文明,世界意义中的中国,正伴随着全球化过程,本能地要求“变革压倒稳定”,人们变革愿望日常化,正是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一种富有典型意义的时代特征。
   
    (七)消费心理超前化
   
    传统中华社会,一直以勤俭节约着称。千百年来,中国人崇尚俭朴、惯于清贫。中共建制后,更是要求人们节衣缩食,支援革命,把提倡消费当作“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批判,以至于酿成“共同贫穷”的共产风,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穷二白”的贫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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