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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三代统治哲学探索之二



求效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的“合二为一”
   
   

   (一)36天工作会议
   十年浩劫结束不久,“两个凡是”框架桎梏下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先生,就身体力行地倡导“解放思想”。当他力主《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更是积极推动平反一大批蒙冤负屈的历史]错案。特别是他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出巨大的贡献。
   1978年11月10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和78、79两年经济计划。但11月12日这一天,陈云等基于派系利益考虑,不满华国峰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在东北组发言时突然改变了议题,提出了重评彭德怀、薄一波等的历史案件,和平凡“天安门事件”等六大问题,立刻得到了万里、杨尚昆、聂荣臻和其他一批人的响应,会议竟延迟了1月又6天,从根本上动摇了“两个凡是”路线在全党中的统治地位。
   1978年12月13日,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先生积极顺应了党内这种变革图新的要求,特别是胡耀邦等新一代领导人的意愿,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随后正式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为二”对抗哲学在党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由此历史进入了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平反冤案错案的时代。按邓的说法,这标志着中共第二代政治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尽管邓小平始终没有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个人权威和思想,却成为第二代政治领导核心的思想基础,包括胡耀邦赵紫阳等新派领导人的变革意识。
   邓小平是一个以行动方式表现思想的人,在“团结”和“拨乱反正”的口号下,他开始了哲学上的否毛运动,把毛泽东“加工”敌人的“斗争哲学”矫正过来。对自己战友,邓小平基本采取了“一风吹”的办法,全面推翻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昭雪,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彻底否定了毛泽东那个着名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使党内的“一分为二”政治,“合二为一”了。尽管他又同时开始了对“极左”的攻势,但却始终保持在党内的限度,即使取代了华国锋的地位,但仍然还安排他为中央委员,而没有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也算是一种求合意义上的折衷!
   社会上的拨乱反正,更体现了第二代领导人的折衷哲学。邓对待57年反右运动,并未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予以彻底推翻,而认为是一个“扩大化”问题;错打的“右派”使用的是“改正”字眼,而不是平反;一切地、富、反、坏分子,都用“摘帽”代之。但那时毕竟把“人民”和“敌人”这两个词“合二为一”了,使之成为了“公民”这样的中性词。这也算是一种合的意义上的折衷。
   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因表达过对撤消邓小平职务的不满,所以邓要坚决予以彻底平反。但该运动平反后,又顺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演化成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以及随后的“民刊”运动。邓小平又认为它不是“好东西”,建议人大常委会取消“四大”,“民主墙”也就被铲除了。这便是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一次折扣,也是他的“合二为一”行动哲学的一次折扣和一次悲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然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认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有时还会“激化”,因此邓小平时代也罢免了三个领导人,第一个是华国锋,他被视为“左”,第二个胡耀邦和第三个赵紫阳都被视为“右”。由此可见,邓小平先生的政治治国思想便是“反和平演变”与经济改革的“合二为一”;是“警惕右,又防止左”的“合二为一”;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抓资本主义的钱,又抓社会主义的权的“合二为一”;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挽救社会主义政治的“合而为一”。
   邓小平时代的“合二为一”调和哲学,较之毛泽东时代的“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前进了一大步,它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即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人心,产生了一种改革的凝聚力,因而适应了那个时代“节约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条件。这在某种意义说,是他“合二为一”哲学的成功。
   (二)、“猫论”、“石论”、“不争论”
   1978年秋天,安徽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群众连吃水都困难,于是肥水县、风阳县便大胆闯红灯,在借地种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政策,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于是便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中国经济舞台上凸现出两员改革大将。
   当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到拍卖出租公有土地,乃至市政府大楼,甚至古老封闭的紫禁城门内18平方公里的土地时,中华大地姓“资”姓“社”的争吵,已经成为勒羁深化改革的桎梏。被西方舆论评为“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巧妙地用了一次“不”字,就是“不争论”,这虽是理论上的一种逃跑主义,但却被誉为是邓小平的一大创造。宋德福曾经这样说过:“不要争论,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大创造。”
   所谓“不争论”,是邓小平经济改革“合二为一”的一种指导意识,即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可以去试,去闯。这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着名“猫论”,和不必坐而论道,不妨“摸着石头过河”的“石论”的续篇。三论一炉,前后呼应,可谓邓小平跳跃“一分为二”思维死角的思想精髓。
   邓小平在主导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贯彻上述三论,适用、混合加战略模糊。为追求发展效率,他把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引进来与社会主义“合二为一”;把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与计划经济“合二为一”;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管理经验引进来与国有企业“合二为一”;把外国的资本引进来与我们的农村原料和劳动力“合二为一”。在经济上什么能有利于他认为的发展,他就对什么采取“拿来主义”。
   于是工人下岗“练起地滩”;教授署假学“卖馅饼”;文艺演出四方走“穴”。山沟里淌出了工业废水;“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大批的农民流向城市;中国的土地上飘起了许多国家的国旗。“麦当劳”鹤立王府井的大道之上;“肯特基”风靡全中国大小城镇;外国金融资本家成为上海市委的“座上客”;香港的“金利来”横扫超级市场各个柜台。于是有人说,“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
   邓小平说:不是有人议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吗?这是姓“社”嘛!
   邓小平在17年的经济改革生涯中,成功来自头脑的狡猾和语言的模糊,其主要表现在于:该解放的思想解放;该清楚的问题清楚;该模糊的问题模糊。他甚至常常在战略上采取“打左灯向右转”,巧妙地把老祖“合一”思想变通性地运用起来,魔术般地创造着中国的经济奇绩。他从思路上把“不是黑就是白”的信条,改写成“不管黑,还是白”,于是便把毛泽东用“一分为二”学说建立起的姓资、姓社的隔墙推倒了;把市场与计划的疆界打开了;把人民与敌人的间距缩短了;把黑白阵线混浠了,因而奇绩也就出现了。
   邓小平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于是他把哲学意义上的“合”字,立为这根生产力“扛杆”的支点,开始启动一条封冻的意识之河,一盘走成残局的经济象棋,一个“十年浩劫”后的灾难民族。
   (三)、“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
   邓小平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这不仅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摒弃掐起腰来对世界“说不”的习惯做法,形成新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对外事务上超越“不是黑,就是白”意识形态的起点。于是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不许放屁”、“试看天下谁能敌?”等贯于“说不”的口气,变成了巧说“可是”的艺术。“不”所表现的是一种确定的,无调和余地的态度;而“可是”却灵活的多,它是“不”与“是”的统一;是“不”与“是”的调和,因此就有了更多的变化。“可是”既可以技巧地传达“不”,也可以解释为“也许”、“有条件的是”或者“有疑问的是”等丰富含义。
   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处在世界冷战结束前后的特定过渡时期。邓对20世纪末影响最大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没有像当年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那样公开性的大批特批,简单说不;对东欧的剧变没有象当年对“匈牙利事件”那样认定为“反革命事件”,而是用了一个“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别人我们管不了”,巧妙地表达着“可是”的含义。
   邓小平对冷战后主导国际事务的美国人采取“可是”的立场;对在俄罗斯结束了一党专政的叶利钦新政权采取了“可是”的立场;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采取“可是”立场;对南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五国纠纷采取“可是”立场;甚至在联合国投票问题上,也常常避免不是赞成就是反对的非彼即此的选择,而采取“零点判断”和“可是”意义上的弃权,无论是1991的海湾战争中联合国通过对伊拉克制裁决议,还是1993年有关朝鲜半岛核问题,联合国通过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中国都没有行使“否决权”,以避免与多数国家,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公开对抗。中国既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又与古巴和北朝鲜保持友好关系,既与西方世界保持友好关系,又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这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我们谁也不得罪”的立场。这种立场的出发点就是“合”,避免分裂,避免对抗。
   邓小平在对待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人权压力时,巧说了“可是”,不再象毛泽东时代把人权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斥责,而是承认了国家有义务尊重国际社会文明准则,维护人权。但同时又强调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于是便有了混淆视听的《中国人权白皮书》。
   中国在与英国解决香港问题上也巧说“可是”,把东西方文明“合二为一”,诞生了他的“一国两制”。这在战略上叫“中间突破”。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也主张“合二为一”,不仅在手段上把主张和平谈判与不放弃使用武力“合二为一”,在目的上也主张两种制度的“合二为一”。尽管这其中隐含着邓小平太多的遗憾。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便致力于调整毛泽东时代留给世界的中国形象。早在1985年6月4目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中国要树立自己作为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同时宣布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放弃“一条线”的战略。于是中国裁军100万,曾一度震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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