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素以仁德、兼爱、普遍和谐为价值取向。但在近代社会，闭门锁国，妄自尊大，拒绝工业文明而使国人沦为“东亚病夫”的命运，令历代仁人志士为之痛心疾首。今日中国，面对电脑加谈判的全球化世界，尽管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由于拒绝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变革，强制人民接受唯我独尊、一言天下的政治模式，而不能使人人享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不给人民以“知情权”，已经使中华民族沦为四肢发达、精神衰弱的东亚“政治病夫”，无法与现代世界文明人比肩。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会议上常常遭到谴责；中国领导人所到之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6．4”之后的中国，一度曾遭到国际文明社会的广泛抵制与制裁。甚至又在今年的国际人权纪念日前，再次发生广东汕尾市东洲血案，令所有中国人怒发冲冠。长期以来，我们诸多知识分子被迫远遁他乡；大批留学生滞外不归；更有众多的异议人士流亡海外，接受他国政府庇护。真可谓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然而，中国的政客却在掩耳盗铃，声称中国人民享有的人权只是填饱肚皮和发展经济，实为世界公论所鄙视。
   
   为什么西方人敢思想的，中国人就不敢思想？为什么西方人能知道的，中国人就不能知道？为什么西方人可以说的，中国人就不可说？为什么西方人能结社、组党、选择总统、监督政府，而中国人就不能？为什么国际人权法所保护的现代人所普遍享有的各项公民政治权利，中国人却不能享有？堂堂华夏儿女什么时候比外人矮了许多？难道仅仅是中华文化作祟？那么为什么台湾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而大陆人却如此悲惨而无助？

   
    我们所谓的“工人领导阶级”，正在承受着所谓“改革”转嫁给他们的经济风险，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无法自保，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和游行示威。广大农民深受土地侵扰，杂捐苛税盘剥，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竟被禁止集体上访、公开抗议。所有知识分子不能自由思想、撰写、出版不同政见的学术著作。教育领域更是充满着文化暴力，强制灌输“爱党就是爱国”的伪真理和“唱支山歌给党听”，“只有跟我走才有前途”的利禄思想，并由此而塑造了一大批太监心理的学生和功利色彩的政治弱智。甚至象北大这样拥有百年自由与民主传统的最高学府，其政治民主与自由创造精神也已窒息。新一代大学生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弊得失，而不是社会责任。这种基于落后意识形态而导致的中国教育领域的文化暴力，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文明与创造活力的最大消解。中国压制民主自由的政治现实如不改变，中华民族就不可能走向政治健康。这是中国人民至今不能昂首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根结所在。
   
    古代著名的“希波之战”，希腊之所以胜利，雅典之所以选择了民主制，给最有建树的哲学家黑格尔以深刻的启示：波斯扼杀民主与自由的专制制度并不能使人民在战争中勇敢、献身和富有创造力；恰恰相反，公民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希腊民主制，人民却甘于牺牲自己来捍卫国家利益。而在1种“朕即国家”、“皇室利益高于一切”的落后政治制度中，人民如果不是被误导，是绝不可能为剥夺他们权益的国家而献身的。刚刚去世的杰出作家──“中国的良心”──刘宾雁，仅仅因发出了不同声音，至死都不能魂归故里，所谓胡温新政的“和谐社会”又在哪里？
   
    我们也讲“和谐社会”。但究竟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所谓“和”，乃“禾”与“口”的结合，是要人人有饭吃的平等与富裕；所谓“谐”，又是“言”与“皆”的结合，是指所有人都有发言权。这才是新文明变革所倡导的“全民和解、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双胜都赢”的和谐社会。而如今的所谓“和谐社会”，仅仅是要维护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安定，实质上却是在阉割“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的“和谐社会”精髓。
   
    今天，大陆落后的政治制度，是所有“龙的传人”的公耻。因此，海内、外所有中国人都应不分党派、信仰与地域，摒弃私见，团结在“民主无类”的旗帜下，不为“五斗米折腰”，共同为雪洗我们的政治国耻、促进人权发展、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现代化、建构真正的“和谐社会”而竭心尽力！
   
    中国落后的政治现实一天不变革，中国人民就一天不能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真正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