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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3)喋血在新文明的起跑线上(三)


    二、一次神秘的失踪 一“我也有义务做一点”
   

    事件发生两天来,我先后走访了两家书店,并与市委宣传部、青岛海大出版社通了话,基本情况已经摸清。“地震’的震源,最初是从市出版局开始的,有人说是市出版社的人,因嫉妒海大出版社而搞小动作引发的。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四月24日上午,我又径直来到市新闻出版管理处。接待我的是一位姓孙的处长和一位学生模样的小青年。我开门见山,说我是《谈判系列丛书》的作者,已分别找过书店、出版社和市委宣传部,都建议我到贵处询问封书的法律依据。该处处长虽态度还平和,但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反复推说,他们只是管理书店和出版社,而与作者没有关系;说作者有问题应找出版社,提异议也应由出版社出面。那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则说,有人举报我的书有问题,所以要暂时“下架”,等待处理。他为了证明新闻出版管理处有权这样做,特找出一份市政府的红头文件,指着我看了其中一条,大意是凡属违禁品嫌疑的出版物,他们有权采取紧急查扣措施。我反问道,说一套合法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违禁嫌疑依据何在?他们却回避说要等省新闻出版局审查定论。事实上我早已得知省新闻出版局已于4月2 2日下达通知,武断这5部书均有“严重政治问题”,要全部收缴,“损失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承担”。我之所以要明知故问,不过是想验证一下这些官员们是如何弄虚作假,不能理直气壮的。
    与此同时,那些专门躲在暗地释放冷箭,整人害人者,不仅在非法侦查我的情况,而且竟亲自出面到金城律师事务所,调查我的活动,甚至还了解我朋友的情况。可见,这些人整人害人,不遗余力。结果他们不仅没有“侦查”到我的所谓活动,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在饱经“阶级斗争”之害的百姓之中,暴露无遗。记得那是19 8 9年“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一天,3个头顶大盖帽的人,手持当地派出所的便条光临寒舍,不知基于何种心态,要与我交换对“天安门事件 ”的看法。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不要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老百姓已经厌恶极了;而一位姓李的说:“现在我们就要重提阶级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提”。由此可见,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放弃10年浩劫整黑材料,抓“阶级斗争”那一套,从来就没有放弃“非黑即白”的对抗性思维方式。如今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他们不仅丝毫不具备与各种思想、信仰、文化价值观念和平共处的现代文明意识,且没有半点法制观念。
   
    1996年4月25日这一天,我对非法查封谈判系列书事件向官方做出第一步反应,是给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写了一封表示异议的信函,对他们在未经合法程序和听取作者申辩的情况下,便全面封杀一套合法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该函指出:“谈判系列丛书一不是非法出版,二没宣扬色情、暴力,如果有关部门一定要封杀这样一套倡导新文明的学术著作,我敢断言,20年后的今天,宣判它死刑的裁决,一定会像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所宣判科学有罪一样,成为历史的笑柄;而为其付出代价的人,将会为社会所永记!”我把这封信同时抄寄了中宣部、全国人大、国家新闻出版署、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等单位。我自知在这块诸多说不清的土地上,寄发这样的信函,仅仅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并不会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出版社的情况,我傍晚给丛书责任编辑家拨了电话,但无人接,我便又拨出版社的电话,正巧他在。他告我正在开会,不便谈话。我放下话机,已感觉到出版社所遭受的强大压力。已是晚上 6-7点钟的时间了,他们竟还在开会,而且责任编辑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4月25日的夜幕,就这样在我困惑的视线中沉落下来,黑暗涂抹着世界,连影子一起吞噬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标榜要建设国际化的都市里,那些自称为改革的领导者们,此刻都在想着什么,是升官发财?好大喜功?灯红酒绿,还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和他的百万民众?如果是后者,怎么可能允许所辖的地域,导演出如此荒诞、丑垢的违宪侵权案件?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天空刚刚蒙亮,妻子正起身做饭,我的电话被拨响了。妻子拿起话筒一听,告我是责任编辑找我。我急忙接过话筒,对方很沉重的说:“对不起,昨天的场会不便与你交谈。”我说:“很理解,已知你压力很大。”他说:“我刚从省里汇报回来,上面认为丛书观点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严重政治问题,根本不听任何解释。省新闻出版局那位领导还说我连做编辑都不够格,还干副社长?最后他近似请求地说,千万不要诉讼,这将对出版社和他本人更不利。我听后心里难受地说:“为了你和出版社,我暂切忍耐,但希望你能相信自己,留住底气”。最后他说上面不准他与作者有联系,让我今后多保重。
   
    这一天,我不断地接到一些电话,其中有圈内的朋友、同事,有我青年时代的业校老师和同学。他们听说谈判系列丛书被查禁的消息,有的询问情况,有的表示慰问。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丛书掀起这么大的浪花,导致官方如此大动干戈 不惜向为中共兢兢业业工作了多年的出版社领导、编辑兴师问罪,致使一个大学出版社停业,并在全国范围内收缴丛书,可见其威力之大,影响之深。此外,大家又对我今后的处境表示担忧,一定要约我出来商议一下。
   
    这天晚上,增祥又特意从外地赶回。为了摆脱别人的注意,我们辗转来到一家酒店。朋友们询问了各种情况,分析了各种可能,都认为我今后的处境将是相当艰难的。此外,在这次聚会时,我最大的收获是利用他人不被监控的电话,得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即省新闻出版局用密码的方式,紧急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汇报了查禁谈判系列书的情况,说明事态的发展正在进一步恶化。
   
    这天深夜,大家临分手前,增祥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和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们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也有义务做一点,但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说完他招手“的士”,没及我回语,便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从此他便在朋友圈里消失了,连他的家母、孩子都不知他的去向,大家都非常焦急,四处查询。
   
    三、家庭里的风波 —一一份来自烟台的红头文件
   
    谈判系列书被封禁事件,在知情者中导致了许多传闻:有的说出版社有7人被撤职查办,连海洋大学领导都被波及;有的说作者潜逃;有的说作者被抓。社会上一时间以讹传讹,真假难辨,以至于《生活导报》一名记者来电话询问情况。如此同时香港人权信息中心卢四清先生,拨通了我的宅电,询问我和出版社的近况。紧接着,这一事件也在我的家庭中撞起波澜。
   
    我故乡烟台,兄弟姐妹七个,两个姐姐在省城济南,四个哥哥都在烟台。我为老小,独居青岛,故倍受照顾。1979年我因参与民主墙运动,多遭磨难,故常令家人提心吊胆。我内心也一直对家人掩藏着深深的疚歉。如今父母双亡,谈判系列丛书又被武断为“严重政治问题”,惨遭封杀,导致整个家庭的精神负担。在烟台的四位兄长得知此事后,怕我再有牢狱之难,忧虑重重,但又无可奈何。大哥身为山东省政协常委,著名律师,已经退休。多少年来,他支持我的写作,帮助我的生活,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和感情。而今,他认定我已前功尽弃,一夜之间,眼望他的全部付出,付诸东流,满怀悲愤、痛苦和失望等多种复杂心情,于本月26日赶赴省城开会之际,多方了解情况,并将此消息转告了济南的两位姐姐。她们听后心急如焚,夜不能寝,但又不敢与我通话。谁都认为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
   
    我时常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太自私了?竟为了自己的追求,而使整个家庭为我担惊受怕!大哥大姐都已退休在家,安渡晚年了,其他哥姐各有事业,而仅仅多了我这样一个傻瓜小弟兄,便徒增了这多无穷的烦恼。是的,我欠他们的,欠他们许多、许多还不完的感情债。更何况我的妻子,十几年如一日,与我厮守咫尺寒舍,过着社会最底层的艰辛生活,在清贫与风险中,消耗了她的青春年华。还有膝前独子, 出生以来,便与现代化的生活无缘,玩来玩去,床上床下,走来走去,学校寒舍,甚至迟今未给他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未给他设一方不受干扰的书桌。仅仅是因为一个爬格子人的执著,便如此苦了他们,累了他们。为了深埋这种沸腾于心底的荒歉,我不得不常以“个人为私,家庭亦小,国家为大,天下为公”来聊以安妻慰已。但我常常自感困惑,一个连自己都为不了的人,又如何为国,为天下?我不知如此“共和国”何时才能不让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不再
   
    令代代仁人志士,忠孝两难,家国不全。为此,我曾感迫中肠,写过这样一首散文诗《墓前躺着的共和国》
   
    落寞的风雨,沉重的花朵,你把幽远的深紫色藏在夜里。
   
    荒草横肆,乱石东西,面对隆起的捧上,绽开记忆的神经,宛如拉开封闭太久的窗帘,共和国的历史就展开在这里:
   
    信仰剪裁着真理的时装,余下的边角叠成了岁月。 一潮积蓄着的追求,“模特儿”似的走着、走着……
   
    黑洞口下集合的脚印,走向墓前象形的祭文。
   
    共和国啊,你是睡在利刃上的演说词,空把权利释在梦里;自由就像飞不起的翅膀,徒对信念玩弄羽翼。
   
    共和国啊,我为你哭,你这墓前枯萎了的花朵。
   
    共和国的理念久久难以实现,而家人为我的付出又已付诸东流。想想这一切,我已无脸面对家人。然而偏偏凑上家侄结婚的喜日,二哥几次来电话催返。这使我十分难堪。侄子结婚本来是件喜事,无奈巧逢封书事件,我内心正在大流血,又怎么经得住家入的“感情轰炸”,“理性声讨”?然而,这是无法逃避的。
   
    5月6日这一天,我硬着头皮返回烟台。这天下午,我最先见到长兄。正如所料,他一见我,那愤怒的气势如同风卷残云,讨伐我不该背他“期望”而走“弯路”,并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不应触及政治,导致了一场全面封杀。在他看来,我好不容易地走出人生低谷,摆脱了政治监控,而今一夜之间,不仅断送了他的付出,也自毁了个人前程,表现出对我下一步的路子怎么走的极度担忧。
   
    在这片诸多说不清的土地上,家人的愤怒与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我也自知代价太大。但我却硬撑着腰杆与家兄争辩,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说我把一个完完整整的青年时代,用于对国家和全人类整体命运的探讨与思考,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又艰又险的路——一条不断在悬崖峭壁上开辟的自由之路。否则,就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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