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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2)喋血在新文明的起跑线上(二)


    近些年来,那些专以整人、害人为业者,虽对我紧迫不舍,但我得益于中国大陆新闻出版界的日趋开放,谁也无法一手遮天,故而开始用自己的名字出版谈判系列丛书、谈判系列文章及一些诗作。同时广泛参与了法律服务和谈判实践,先后被聘为10余家常年法律顾问。为此,我又提写了一首散文诗:
   
    我还是荒石
    ——写在高山之巅

   
    横空而卧的荒石,含着太久的沉默,面对浩荡辽阔
   
    的云际,霍然大笑了。它袒露的额头,绽开了积蓄的梦,
   
    那风雨雕不瘦的骨头,是一篇写在半空上的檄文。
   
    让高耸的山梁,永远扛着我顽强的野性吧!我原本是
   
    属于天空上纷飞的星辰。
   
    不用旗帜,也无需雕饰,便是一枚凝重的共和国徽章。
   
    一时间,我的面前似有时来运转,雾散阳出之像。然阳者,羊也,连拉出的屎都是硬棒棒、酸溜溜的圆圆蛋。似乎命运注定了我不能有片刻的间歇与平静。中华大陆改革至今,她的子民仍无法平静、理性地安于学术研究与创作,至今都不放过一个在华国锋当政时期,力主改革的共和国赤子。黑手再次伸来了。他们不仅要扼杀一套尚未出版的著作,且阴影随即跟到我妻子新调入的单位——青岛建委培训中心。该单位一位主管党务的干部不知基于何种心态,声称:我是“天安门事件”积极参加者,其家属不能中用。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牟传珩其入其事,何德何能竞劳那么一些锦衣卫似的太监们,十几年如一日,予以特别“伺候”?辛苦了“同志们”!在此本人仅以自己以下信条奉之: 个人为小,家庭亦私,国家为大,天下为公。
   
    思想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自由。
   
    我已然是个被摔打惯了的人了。在充满艰难风险的道路上,能保持独立思想者的清白和良知,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将始终坚持以建设性的姿态,迎接对抗性的逆境。不管未来对我意味着多少磨难,面对天下公理,一切都失之太轻、太小。
   
   系列纪实之三:眼望秋去冬已来临 ——雪花飘飘飞
   
    一、一份没签署的备忘录
   
    为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承诺公民的出版权利,我拼搏了月余,时钟已经摆向了7月下旬,但却仍未获果。恰时,该出版社又随海洋大学一起放暑假,出版工作陷于半“休克”状态。我心急如焚,焦灼不安,酷热的夏季已使我枯瘦了许多,不知是彻夜无眠的枕上摩擦,还是激荡绞汁的脑神经波动,每天清早上,枕旁都是横七竖八地布满了落发。
   
    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用自己的血泪实践验证着这样一条真理,公民的权利要靠公民自己来争取。羊命的阳子从来就不是羊。我一向坚信改变命运的法码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管多重的压力,多大的难度,多么险恶的处境,多么无法挽救的败局,我都将竭尽全力,即使输得荡然一身白骨,也要把它投向烈火中燃烧。这正应了马克思老先生那句话:无产者是不怕破产的。因为他们除了可供资本家榨出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便再也一无所有了。
   
    想到此,我抓起昨晚剩下的西瓜片,大口大口地啃出了白皮,又狠狠地灌了一肚子白开水,拿起电话,拨响了出版社的话机。但事不凑巧,该社主要领导外出开会,值班人员能给我的唯一答复,就是等待。
   
    一个星期后,出版社领导出差回来,他们一上班我就找到社长的办公室。但他说刚回来,尚未与校方领导见面,无法答复,让我下午3时再来。就这样,我再次拖着艰难的脚步,迈出该社大门,踏上一辆破旧的中巴。车上人满为患,密不透气,令人憋闷。我躬身而立,抬不起头,而车却开的又慢又颠,加之炎热、沉闷的酷暑,我真想像沿途哪撕裂人心的蝉鸣,振嗓一吼。是的,近一个月来,那些诸多“说不清”,实再让人大窒息了!太压抑了!
   
    这天下午3时正,我按约来到出版社。但该社正副社长均不在。值班人员说都去学校找领导未回来,劝我再等一会儿。我坐在该社副社长办公室等了近一个小时,三位社长才一同返回。我本以为这次该是一锤定音的时候了,不料却又是“竹篮打水”。三位社领导一起表示道歉,说国家教委来了一位司长,校方领导忙于接待,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这件事,只好让我再等几日了。我再也耐不住性子,非常气愤地与他们进行了一次严正的交涉。
   
    我说:贵社受人操纵,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便单方停止履行谈判系列丛书出版合同。我为交涉此事已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贵社却一拖再拖,应对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负全责。
   
    出版社领导按抚我说,他们也很着急,但没有办法,只能再等几日。同时又暗示此事可能有转机,如果再等一个星期有关部门不下文,出版社就按与我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
   
    出版社的此次表态是较明朗、较积极的。据知情人说,自从我给出版社寄发了公开信之后,他们便为能继续履行出版合同,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当时,海洋大学一位领导助理看了我的公开信明确表示,应“依法办事”;市委一位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也认为干扰出版社正常出版的行为是违宪的,并亲自打电话给市公安某位局长,让他们找出版社听取意见(正是该局的某位处长,暗自施加压力,声称作者属内控对象,是自由化人物,观点“反动”,与海外有联系,其著作不能出版。)但遗憾的是,该局不知基于何种心态,始终未敢出面。
   
    对出版社的上述表态,我无话可说。但为了言而有据,我当晚写了一份备忘录,扼要地记录了双方此次谈话的内容。19 9 5年7月 2 8日,对我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我怀揣着已写好的备忘录,急急赶到出版社,要求两位社长共同签署这份备忘录。社长接过备忘录看了看还给我说:“就不必再搞这个了吧!我们至今没接到公文,继续履行合同就是了”。
   
    “是要恢复出版吗?”我反问道。
   
    副社长说:“你是否考虑用个笔名?”
   
    我很不高兴地说:“是要剥夺牟传珩这个名子的出版权吗?”
   
    对方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但可以避免一些麻烦。”
   
    我说:“如果你们要附加条件,我宁可不出。”
   
    对方说:“那就算了,我们知道你不能接受,一定照原合同办。”
   
    我终于赢了一局。这诸多天来,我这轻如草叶的小民,硬是凭着一种堂吉珂德精神,孤身奋战,奇迹般地迫使那打着组织名义,从暗处伸来的手,又缩了回去。但我深知事情发展的复杂性。我手头必须持有依据。我对两社长说:“空口无凭。我给你们发来的是书面信函,如贵社不愿签署备忘录,就请以公函的形式给予答复。”
   
    两位社长商谈了一下。答应了我的合理要求。副社长当即起草了封简单的公函。
   
    牟传珩先生:
   
    7月11日来函收悉。
   
    经我社研究决定:谈判系列丛书(共5册)仍按原出版合同继续出版。我社已立即恢复发排前的准备工作,力争早日出书。
   
    特此函告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5年7月28日
   
    这封公函寥寥几行字,竟使被封杀于摇篮里的百万字学术著作,死而复生。它对我来说,可谓一字千金。从此架起了我和出版社同生死、共命运的桥梁。出版社也由此而名扬在外。特别两位社长敢于坚持原则,在重重压力之下,挺身保护了一套学术著作的合法出版,推动了一种新思想的问世,成为人们茶后酒余的美谈。我也由此而加深了对该社领导的再认识。后来,该社副社长约我写《经贸谈判与签约》一书时,我戏言道:“我可不敢再为贵社写稿,你们经不起风浪。”副社长当即反驳我说:“我们不是挺过来了吗?”是的,他们确实挺过来了。记得有位知情读者这样说道:“该社领导用来之不易的乌纱帽作了风险投资,推出了这套丛书,比作者更值得敬重”。
   
    二、黄河秋——我多想给死寂的天空一记响亮的耳光
   
    炎热、沉闷的夏季,像是跌到在马路上的醉汉,久久不肯离去。路边夜幕中的每一盏路灯,都显得焦灼、黯淡,而又无可奈何。海大出版社虽以公函的形式承诺要立即恢复谈判系列书的出版工作。但其各部门的积极性大大受挫。他们本要精心策划出版一套国内一流水平的获奖作品,但遭此一劫,尤加霜打了的花蕾,出版日期一延再延,迟迟不能面世。我担心这片“说不清”的土地上夜长梦多,整天急得坐立不安,直至深秋季节,花落了,草枯了 ,到处是一片土黄色。而出版社又要重新审查清样,且要请社外“专家”审读,理由是防止有关部门找茬。谁不知晓,在我如此“N”衰弱的时代,婆婆多,眼睛杂,一套扬扬百万字的理论著作,要鸡蛋里挑几根骨头,岂不是易如反掌?我的心顿时又提到嗓眼,稍不留神,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又将付诸东流。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出版社说服副社长(责任编辑)应按“双百方针”对待学术观点,恰巧就走来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他手里提着一副老花镜,一进门就对责任编辑说:“‘世界公民’是什么意思?”责任编辑指了指坐在沙发上的我说:“他就是作者,问问他。”那先生看了我一眼,显得十分尴尬,慌忙推说自己有事,便退了出去。老先生走后,责任编辑淡然一笑,对我说这是山东省搞工运史有名的一位老专家,他就认为您书中的观点,立场都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现在有些人不赞称出版这套书。他说他作为责任编辑不得不慎重,并再次要求我对书中的词句和观点进行修改,否则无法通过。我听后深深叹了一口气,一种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一旦被删改得七零八落,必将大大影响其理论的完整性和力度。但我深知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难处,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因此不得不妥协一步说:“少量的删节可以,但不得修改,而且我还要在后记中加以说明。否则,我宁愿不出。”他们答应了我的条件后,我便在《赢:赢新格局》一书后记中这样写道:“但遗憾的是,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被删掉了相当部分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使本书的完整性和深度受到影响。为此,我只好祈祷有一天,它能以自己的全貌见诸于世。”
   
    当时,我书稿中被删改的许多内容和观点,都是一些相当要害的部分。现在见诸于世的书,有些章节被删的很短,且大有空洞无物之感。有些内容的删改是征得我同意的,但有些却没有。这使我感到很痛苦。我本来是站在客观立场,不戴任何偏见来阐述理论,主张观点的。特别是对待历史。但经过改动,书中原始观点竟面目全非了。例如,我在论述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本着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写道:“国共双方均无谈判诚意”,但被仅仅变动了几个字,便成了“国民党一方毫无谈判诚意”。另外,我在评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积极作用时,也批评了它的某些霸权主义的作法。但出版后的文字却删除了对美国积极作用的肯定,留下的仅仅是偏面的批评。这样的例证。书中随处可见。此外,关于对东西冷战的分析;关于对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批判;以及民主、人权思想的阐述,却被连同章节一起勾掉。有一次该社一位普通编辑对我说:“以前我并不认为在我们国家提人权问题有多少实际意义,这次出版你的书,我才真正理解人权在我国的重要和紧迫。他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们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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