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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进步之表现

何侃

――正确认识社会的进步是促成这种进步的根本动力。只有能正确理解这进步的实质,才能真正担负起作为人类一员的责任。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指它的一种质的进步。这种质的进步的中心内涵是促进了人类人性的解放和生活形式的优化。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艺术、宗教都是这种进步的质的表现形式。这种进步在时空上并不存在限制及必然性。

   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和评价社会进步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就是把历史的时空递进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在全人类对人类的生存方式没有达成一种真正的共识之前,对人类社会进步问题的考察,实际上是对各个民族或国家的考察,就这一点而言,这种进步是不平衡的。这种客观的不平衡状况在现实的各民族与国家的比较中得到了证明。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认识到社会进步的质的形态。

   社会进步的外在表现形态,可以从社会成员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状态去考察,并且两者不容偏废。从精神生活角度而言,人类个性的自由程度表明了社会进步程度。其实,贫穷不啻是人类物质的困苦,同样是精神的困苦,如果物质的生活的富裕并无一个极限,那么,精神生活的舒畅就更显得极其重要。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程度,是社会进步程度的表现形态之一,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现代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们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他们把政治的民主化程度,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来衡量。除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内容之外,我们同样要注意到社会成员的其他文化生活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把海湾的诸多石油输出国的公民生活与美国及欧洲诸国如瑞典、瑞士、奥地利、丹麦的公民生活相比较,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前者的社会形态落后于后者。虽然他们手中的钱差不多多,但前者的社会成员则必须经受严厉的宗教的清规戒律的约束。美国青年从教堂出来可以进酒吧或电影院,而科威特、沙特的年青人则只能进教堂而不能进影院,甚至不知道影院。这些生活在神权、王权下的人们都会认为自己的国王仁慈而伟大,自己对他的臣服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他们真正领略了美国的选择,或许他们会明白,原来人类还有另一种生存方式。可以说,一个生活在极权统治的国度里的人,极难理解个性自由的真谛。对个性自由的认识,是人类对自身生活质量优劣,对社会形态优劣进行正确辨别的重要前提。在极权卫道士的胡诌之下,人们往往把自由与无秩序的为所欲为联系起来,这些极权卫道士可耻地把两者混为一谈,从而以达到压制自由的目的。善良的人们无法明白,个性自由的归宿是秩序的被普遍遵守而不是私欲的泛滥。就像运动场上的选手,他们在相同规则之下自由追求自己的目标。其实,欲想突破这种规则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他并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特权、极权。

   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渊博、聪明。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也同样如此,它的既得利者全不约而同的说:“我们的社会完美无缺!我们制度最优越!”任何一个落后社会形态的卫道士,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叫人们相信,自己确实生活在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之中,生活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他们在这方面的做法通常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来引导人们的思考。常见的一种就是把“历史的久远”与“进步的今天”相混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悠久”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今天的进步”等同起来。把时空的存在说成是今天的进步。在中国,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把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描绘成一个了不起的辉煌。他们不愿认识到从夏桀到光绪,数千年来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的事实。他们喜欢让人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时空递进中陶醉。其实,这种陶醉是一种无以忍受的愚昧,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可怜!

   怎样让人们从质的角度去审视社会的进步问题?这有相当大的困难。长期不变的社会形态会使人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一种定向。前者在时间上的长久性与后者的顽固性成正比。在中国人身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人们心中总有这么一种“信念”:“武王比纣王要好”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种“信念”中延续。要改变中国人的这种“信念”难度极大。这一点从民国初期的剪辫子一事上得到了证明。

   中国人不愿突破传统的框架去追求一种崭新的生活,这原因就是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到什么叫社会进步,更无法明白怎样推动社会的质的进步。

   中国也好,世界也好,要求得一种质的进步,尚有许多实事要干,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让人们了解世界,让人们学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一种自由的,自觉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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